#荔枝新闻[超话]##长春姐弟俩被遗留在托管班两年#
2023年11月，长春市民赵瑾的托管班接收了10岁女孩甜甜与8岁男孩鑫鑫。其父以“母亲患癌去世、计划赴日生活”为由，约定每人每月2500元托管费（低于市场均价），承诺全权负责孩子的生活与教育。然而仅一个月后，父亲以“办理赴日手续需退学证明”为由，为甜甜办理了小学退学，但孩子仍滞留托管班。

2024年4月起，父亲缴费逐渐拖延；至同年12月费用完全中断。2025年4月，其声称“身在日本无法转账”，仅支付4000元（累计欠费超2万元）后彻底失联。姐弟俩自此与赵瑾及其母亲挤住于30平方米的出租屋，三人睡地铺维生。

赵瑾在无力追讨费用的困境下，仍承担起教养责任：通过自授课程与托管班资源，姐弟俩语文、数学等学科达小学三年级水平；针对孩子因被遗弃产生的自卑、偷窃等行为问题，通过零花钱机制、定期外出活动疏导情绪；为维持生计，赵瑾将托管班迁至低租金场地，仍负债十余万元。

2026年初，在政府多部门“特事特办”协调下，两个孩子终获入学资格。但核心矛盾未解：父亲失联、母亲死亡证明缺失，无法申请“事实孤儿”保障（需双亲失联或死亡的法律文书）；仅存的姥姥因丧女之痛远居深圳，拒绝参与监护，且不持有孩子证件；现行政策要求监护人配合办理户籍、学籍等手续，非亲属的赵瑾无法替代履职。

姐弟俩个案揭示了未成年人保护链条的薄弱环节：对于失联父母，需建立“强制监护权转移”司法程序，参考其他地区民政、法院联动案例（如吉林丰满法院为父母服刑儿童启动监护安置）；基层机构应完善“主动发现”机制，对长期滞留托管班、培训机构的孩子启动身份核查；探索“国家代位监护”制度，在亲属拒绝履职时由民政部门临时接管并追责父母。

两个孩子虽暂获读书机会，但甜甜“想当教师”、鑫鑫“想当警察”的梦想，仍系于一套能跨越血缘障碍的保障体系。父亲的音信渺茫与制度的滞后性，正叠加成他们童年中未落定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