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文章，别低估“好人”的力量Don’t overlook the power of a good chap

性情常常在职场中被低估，但在公共生活中，它往往胜过一切

我担心，蜂鸟创投（Hummingbird Ventures）的人自认为找到了一个颇具前卫意味的企业战略。这家风险投资公司最近宣布，它正在寻找那些“非理性”的、“几乎无法被雇佣”的“异类”创业者进行投资。在蜂鸟，他们希望资助那些“几乎构建出自己一整套世界理论”的人。

当然，“反社会天才”如今已成为科技行业中被过度消费的陈词滥调。在精英就业领域，人们长期以来都强调特立独行的才智高于一切。在硅谷，沉迷于穿连帽衫、情绪阴郁的创始人和社交能力欠缺的编程天才的乏味崇拜由来已久。糟糕的性格甚至几乎被视为才华的标志。

相比之下，我更认同语言学习应用多邻国（Duolingo）首席执行官的做法：他在招聘员工时，会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询问候选人在面试途中是否表现得得体。我认为这种侧重点才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工作中（大学物理系或许是个例外），良好的性情比纯粹的智力更为重要。

有多少公司真的需要员工不断挑战认知极限？我怀疑，即便是在硅谷的“神坛”公司中，大多数优质工作与其说依赖智力，不如说更依赖沉着冷静、友善气质、诚实与良好判断力。

性情或许是当代职场与公共生活中最被低估的因素。它曾经更受重视。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精英大学都将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美德”视为与学术成就同等重要的使命。“绅士式三等学位”这一说法，正是指那些才智平平但被认为人品端正的上层阶级子弟所获得的成绩。

显然，这种“绅士式低成就文化”难以为继。我们应当庆幸它在战后四五十年代的精英化改革中被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运转只需要“能力”。礼貌、可靠性以及在压力下保持稳定的能力，虽无法通过考试衡量，却依然重要。我甚至怀疑，它们比单纯的智力更为关键。美国旧式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英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说他“性情一流，智力二流”。但他同时也是美国任期最长、最具成效的总统。

强调性情不仅仅是道德主张，也符合商业逻辑。风险投资人或许崇拜反社会天才，但科技行业却长期饱受“创始人综合征”困扰——即那些高度自我驱动却缺乏社交能力的特立独行者，往往因自恋和行为失控而毁掉自己的公司。最著名的例子是WeWork那位近乎“耶稣形象”的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而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似乎也开始显露出类似症状。

对21世纪混乱局面的一种解释，是“品格危机”。当下的英国议会，或许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届，但很少有人会称其为最有能力或最有德行的一届。如果政治精英更具诚实、冷静和良好行为规范，或许比再增加一批高学历人士更有价值。

英国的“好人治理理论”常被嘲笑。但事实上，所有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好人”。如果立法者缺乏基本的道德品格，再精密的制度也会崩塌。

放眼当今世界舞台，是否还能找到一个“性情一流”的例子？恐怕难以举出。至少不是罗斯福如今的继任者——他的性情甚至连三岁孩童的标准都难以达标。20世纪美国那种严肃而略显傲慢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阶层固然问题重重，但他们不太可能孕育出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物。

法国总统马克龙带有“朱庇特式”的傲慢。至于英国首相，则是一位阴郁、摇摆不定的工作狂，几乎成了“唯才是举局限性”的活例。基尔·斯塔默对公文极度勤勉，但却缺乏领导所需的从容与风度。

智力固然重要，但我愈发相信，品格更为关键。如今，政策制定者在思考如何为英国劳动力应对不确定未来做准备时，往往沉迷于“培训”和“技能”。我们担心“水课”太多、理工科天才太少。这些担忧或许有其道理，但社会的品格与文化同样重要。毕竟，英国在帝国与工业的巅峰时期，是由学习古典学的人所引领的。当年的精英并不具备如今意义上的“前沿技能”，但他们或许拥有一种更难以量化的文化——乐观、自主与社会责任感。

这并不是要恢复过去那种软弱无能的“好好先生”。而是值得思考：大学是否应该重新重视品格与性情的培养。我怀疑，这些品质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智力或许很快将成为最不稀缺的人类属性。那些反社会的编程天才，未必还能拥有他们曾设想的辉煌职业前景。对人类员工而言，更重要的将是判断力、诚实与精神气质。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期待……#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