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最近有很多“去人类中心”的电影在电影院上映（不论你认为它们的完成度如何），比如《挽救计划》《河狸变身计划》是剧情商业片范畴，下周的《寂静的朋友》和现在正在电影院上映的《植物学家》则是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获得关注的“植物电影”。

《每日银幕》影评人约翰·贝拉说，《植物学家》这部电影“更关乎一种美学而非情感的经验”，所以观众需要知道的是，它的叙事不以推进为目的，而更接近一种植物生长的状态。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结构层面上，电影本体注定是“反植物性”的——它注定要将世界组织为被观看的对象，让人类始终占据意义的中心。也正因此，所谓的“去人类中心”和“植物性”在影像中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被全然完成的状态，反而更像是一种持续思考和尝试的倾向，一种试图削弱叙事目的、延缓意义生成、并让位于非人类时间的形式冲动。

但在这样的电影里，导演试图让植物的经验成为真正的主体，不再是人类情感的附庸。

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人类主角，西北少年阿尔辛深知他并没有占有、挽留和宣泄的能力，他选择内化了植物的生存逻辑，在寂静中忍耐下去。

《植物学家》真正触及的，并非“如何留住记忆”，而是如何面对不可保存之物。在这一意义上，它所呈现的“植物性”，并不是对抗时间的策略，而是一种对流逝的接受：

像植物一样生长，也像植物一样，在无声中经历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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