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讲过的故事中，我觉得最动人的是他二叔的故事。

高晓松小时候，家里大人就不让他靠近二叔的房间。

他问为啥，大人就说：“别多管闲事。”

等到上了小学，他终于知道了——二叔精神有问题。

可小孩嘛，越不让干啥越想干。上了初中有一天，二叔邀请高晓松去他房间玩，高晓松就去了。

他本以为会看到满地狼藉，结果呢？屋里摆满了各种灯泡甚至还有电视机——全是二叔自己做的。二叔在无线电这块，天赋惊人，早就是大师级别了。

后来高晓松考上清华，选的正是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也跟这段经历有点关系。

后来，二叔给高晓松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二叔老家在杭州，杭州的知青当时去的是宁夏。在宁夏，二叔认识了一个同样来自杭州的女知青。两人朝夕相处，慢慢就有了感情。

结果意外来了——有一次他做实验，阴差阳错调到了苏联的广播频率。

那个年代，这事儿可大了。一旦被定位，就是间谍罪。二叔吓坏了，把设备全藏起来，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警察来抓他。连那个喜欢的姑娘，他也开始故意冷落。

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公安。二叔一看，完了，肯定是来抓我的。他连招呼都没打，直接跑了。这一跑，就是好几年。

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一路打零工，干最脏最累的活，隐姓埋名，一路逃回杭州。回家也不敢住屋里，自己挖了个地窖，吃住都在里面。

本来想躲一阵风头，结果不知道从哪听说警察已经发现他了，又吓跑了。一路打听，听说大兴安岭有个村子，表面上说是麻风病人住的，其实全是跟他一样逃命的人。

他就这么从杭州一路逃到大兴安岭，怕别人监测自己的脑电波甚至戴着一口锅一路北逃。在大兴安岭的日子很苦啊，二叔天天想家，想那个姑娘。

直到局势稳定了，他拿出收音机一听，才知道新政策出来了——他不用再逃了。

他这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完全是吓自己。当年那几个公安，根本不是来抓他的。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二叔感觉天都塌了。这么多年的逃亡，隐姓埋名，吃尽苦头，全是因为自己吓自己。等他回来，那姑娘早就嫁人了。

杭州来的知青，喜欢洗澡但大西北水源本就珍贵，知青和当地人发生械斗，知青们逃亡了，那姑娘逃到了银川，嫁了一个公交司机，司机待她很好，他们生了俩子女。但这些情况，二叔暂时不知道。

二叔回来后没多久，他妈去世了。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连句像样的话都没说上。这事儿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妈出殡那天，他发了疯一样冲进灵堂，背起遗体就往大街上跑，一边跑一边喊。谁拦都没用。

后来，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确诊了——多年逃亡加上接连打击，精神彻底崩溃了。

出院以后，二叔像变了个人。不喊不闹了，就是嘴里老念叨一句话。凑近了才能听清：“谁窥探了我的脑电波。”

所有人都以为他就这样了。

可谁也没想到，他后来在大街上遇到了休探亲假的女知青。

两人见面后，二叔跟变了个人似的，不疯了，跟她聊起从前，互诉衷肠。两人相处得如胶似漆，都想破除万难，和对方在一起。

那女知青虽然已经结婚，但心里一直没放下他。后来她顶着压力离了婚，儿子给了前夫，带着女儿跟二叔领了证。

可老天爷不遂人愿。婚后没多久，二叔又疯了。这回更狠，他把所有的不幸都怪到了那个他最爱的人身上，一边发疯一边喊：“是她举报的我！她窥探了我的脑电波！”

他几次去妻子的单位去闹，继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校，他也去闹。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女知青最后又离婚了。

很多年后，高晓松想写这个故事，再拍成电影，想去采访女知青。那时候二叔和女知青都已经六十岁了，精神病不再发作的二叔听说高晓松要去见自己当年的爱人，几次叮嘱他一定要转话，说自己对不起她。

女知青在女儿的陪伴下见了高晓松。这个女儿特别恨二叔，恨他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所以要陪着妈妈来。但女知青说自己也不怪他，那个下乡的时代，有那么一个人每天来给她吹黑管，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