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冯骥的黑神话歌词创作——终于要开始说说未竟了

写过好几次对戒网和勿听的感受，但这么久了轻易还是不敢讨论未竟。不是不喜欢，反而是太在意，太肃然起敬了。相比其他几首，它很“重”，就是讨论也需要一个比较郑重的心态，和更加严肃的口吻。

先从音韵说起。六首歌词中，三首押“欧”韵——《戒网》《勿听》《不由己》——都是情感向的，或缠绵或幽怨或自嘲，欧韵开口度小、音色沉郁，天然带着一种向内收的情绪质地。而一头一尾两首《看见》《未竟》押“安”韵，开口度骤然放大，音色明亮开阔，像是序曲与终章之间形成了一道声学的拱门。

想起《红楼梦》中黛玉与湘云那场著名的凹晶馆联句，用的也是相似的韵部。曹雪芹选择这个韵部写“几处狂飞盏，谁家不启轩”，冯骥选择它写“名注齐天梦一般”——这大概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写作者对汉语声韵潜能的自觉承接。

两首情歌是填词，这一点音乐总监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戒网》和《勿听》是在既有的旋律框架里填入词句，词服务于曲，情绪服务于音乐走向。但《未竟》恐怕不在这个序列里。

非常个人的判断是：《未竟》可能正好相反，是先有词再有的曲，或者说，先有词意，词意在旋律被谱写出来之前很久就已经成形了——因为它不是一首情歌，不是一段插曲，而是整个故事的主旨主纲。

故事的题眼，是第六章未竟，提纲挈领的，是歌词《未竟》。

游科对西游的讲述，从《斗战神》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故事最初请今何在执笔，那时它还带有鲜明的外部委托色彩；到了《黑神话》阶段，故事已经完全内化为团队自己的表达。它的完成肯定是集体的创作，但故事的走向、精神的基调、价值的取向——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来自主创冯骥，有他鲜明的一以贯之的烙印。

看他的关注，他的微博，有点惊喜又毫不意外。关注多年的神嘛事儿，寿公，说自己有罪没上舰长的牢A，还有他刚推荐的曹丰泽，他的光谱坐标是再清晰不过了。这种价值观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一以贯之，最终凝结成《未竟》里那句——“天地不平心不甘”。

我甚至觉得，整张歌词专辑的创作顺序，应该倒过来看。不是先有其他的歌，最后写一首总结性的《未竟》；而是先有“天地不平心不甘”这句话，它像一颗种子，在他十几年的构思过程中缓慢地长出根系和枝叶，然后才派生出其他歌词里那些具体的情绪——痴缠、愤怒、自嘲、悲悯。

冯骥自己说过，他构思这个故事已经有十几年了。一个人把十几年的人生叠进同一个故事里，故事就不再是外部的创作对象，而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未竟》这首词的创作，不可能像《勿听》和《戒网》那样，在一天之内完成。它不是写出来的，是被时间熬出来的。

在价值观外的动人之处

《未竟》最令我动容的地方，是它是一首对英雄叙事的叙事，或者说，反叙事。通过对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层层推演。故事、曲、歌、诗、画、书、碑——这些形式在歌词中被不断地对比、转换、递进，像是一面棱镜在缓慢转动，每一面都折射出英雄叙事的不同命运。

故事是一切的开端。对于一个叙事者而言，讲好这个故事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使命。故事是第一性的。但故事一旦离开创作者之手，就开始了它被外部世界重塑的旅程。

首先，故事被谱成曲。曲是故事的第一层转译，旋律赋予了故事可以被反复体验的情感通道。然后，曲变成歌，变成可以被传唱的东西。但“传唱”本身就意味着简化——歌最怕平凡，不够曲折跌宕就不足以勾起兴趣。所以流传下来的歌，必然是那些被情节的棱角打磨过的段落，是高潮，是转折，是极端情境下的极端情感。故事的全貌在传唱中开始磨损。

接着，英雄被写成诗。诗比歌更凝练，也更危险。歌还需要传唱，还需要听众的情绪共振；诗一旦被写下，就获得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威。当一个英雄的故事被不同的笔记录、被不同的立场书写，被误解的宿命就已经启动了。每一支笔都在选择，而选择就是偏离。

英雄在诗里“只剩爱与勇敢。”这句让我想起冯骥曾经大力推荐过《红星照耀中国》。我想他如此推崇那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本书里的英雄，没有被简化成只剩爱与勇敢的符号。埃德加斯诺笔下的那些人，有困惑，有分歧，有日常的粗粝和具体的烦恼。他们鲜活可爱，没有被提炼成二维的偶像。但这是一种历史的幸运，而不是英雄叙事的常态。

绝大多数时候，英雄在被反复书写的过程中，丰富性被一层层剥落，最后剩下的，真的就是那几样安全的品质：爱，勇敢，牺牲，忠诚。其余的部分——恐惧、犹豫、自私的瞬间、平庸的时刻——都被视为不够崇高而遭到剔除。

而歌词继续往前推进了一步：诗已经是一种删减，现在还要把诗变成画。从文字到图像，从时间性的阅读到空间性的凝视，这是更彻底的一次简化。诗里尚有无限意蕴，有读者的想象填充其中的留白；画里只剩一个被定格的瞬间，一个被确认的姿势。这画里只有偶像，容不下悲欢。偶像不需要悲欢，偶像只需要被瞻仰。

从诗到画，是维度上的压缩——从文字的时间性到图像的瞬间性。接着从书到碑，是材质的置换。画还可以修改、可以覆笔、可以被新的画覆盖；碑不行。石头是硬的，刻上去就改不了。碑天然带有“定论”的意味。

所以“书刻成碑”这句，关键不在于“刻”这个动作，而在于碑这种材质所暗示的终结感。当英雄的故事被刻上石碑，它就从可争议的叙事变成了不可更改的定本。前面的诗和画还能说是误读或简化，碑干脆是封存。碑立在那里，就是要告诉后来者：事情就是这样，不用再讨论了。

然后是“光明灿烂”。这个词单独看，几乎像一句廉价的颂歌。但放在这条递进链的末端，它的意味就变了——这不是歌颂，是诊断。它描述的不是英雄本来的样子，而是英雄被碑刻定格之后的样子。被刻上碑的英雄，必须是光明灿烂的。不是因为英雄只有光明灿烂，而是因为碑只能容纳光明灿烂。其他的一切——犹疑、愤怒、不堪、平庸、灰色的部分——都刻不上去。

从故事到曲到歌到诗到画，最后到碑，每一步都是一次提纯。提纯到最后，英雄变成了光明灿烂的符号。而《未竟》这首歌，就是把这个过程倒着演一遍给你看。

跟这一套提纯叙事相对照的，是影神图的叙事：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叙事视角，每一条图鉴都在提供一个不同角度的讲述。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影神图里被反复折射，真相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抵达的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叙述夹角之间的那个不可见的东西。是一种自觉的历史哲学——拒绝单一叙事，拒绝被定本，拒绝英雄被写成诗、再被画成偶像的那整套工序。

这么看，憋了十五年的沉淀后，冯骥的野心确实太大了。但这个野心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未竟》可能是先有词意、先有主旨，然后再长出音乐来的那首。因为其他歌都在讲述故事内部的某个情感切面，而《未竟》讲述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命运——它是关于“讲述”本身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