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点点关于这次出差的感受：

1.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依然是坚挺并且健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机制和框架依然在有序并且更加强化得运作。这样的机制所以中小国家或者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和有价值的。因为这给了各方一个顺畅的平台和机制，即便不能解决最本质的问题和矛盾，但是保持沟通永远是第一步。见面，永远是“外交”或者说“政府关系”最朴素却有效的方式。

2. 中国依然需要“国际关系”人才吗？
需要，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样的人才。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用别人能够听懂和理解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不要跟我抬杠说，为什么不能让“全世界都讲中国话”，因为实话实话，当代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叙事方式、理论体系依然是西方化的。

3. “国际关系”人才就意味着成为“外交官”吗？或者说，只有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外交机构才需要“国际关系”人才吗？
不是。
对于中国来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进行深度化的本地化经营，这些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超大型的中国企业集团、财团、品牌，更加需要并且应当重视和加强“国际关系/政府关系”团队的建设和人才储备。因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政府事务不是单纯的ESG的报告，而是成为融入本地游戏规则，提高品牌形象，深化本地影响的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本地化的“国际关系”人才，和那些欧洲国家、美国一样，用本地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潜移默化地对本地社会、本地政府、本地市场施加影响。
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买卖关系，但是深层来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交换和输出。中国企业是中国价值观输出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中流砥柱和核心。我们不应该单纯出现在货架上、公路上，也应该出现在本地公共政策的游戏规则制定当中，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校园和公益项目的的组织当中。这些正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和薄弱的。但是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和投入。

我依然记得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在毕业典礼上说的那句话：“伴随着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只要有中国国家利益的地方，就会有国关人的身影。”而中国企业、中国资本的利益开始遍布世界各地的时候，就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国关人”，代表着“私人企业/私营部门”走向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公共组织、外交使团、NGO，用外国人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企业的影响力和利益以水滴石穿的方式，把他们深深绑定。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我们更有义务和责任，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为中国的“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