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安妮·埃尔诺的《羞耻》，再来看《社会作为判决》，简直太及时。里面有一章甚至就叫《阅读埃尔诺》。

我非常喜欢埃尔诺最早的三本书（《空衣橱》《Do What They Say or Else》《被冻住的女人》）。从“文学”的角度看水准很高，有极强的女性主义意识，而且已经涉及到了她后期谈论的大部分素材。可以想象，如果照这种方法写下去，她依然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被列入波伏娃、佩雷克甚至普鲁斯特那些谱系。但这个敏锐而勇敢的女人很快抛弃了这种写法，于是便有了《位置》和《一个女人》这种如刀锋般锐利的民族志的写法。然后是《简单的激情》，再接下来是《外部日记》。后面这本的写法很有意思，埃尔诺后来也反复使用，一种素材罗列，文字如镜头般随机、直接且诚实。我们可以想象其他作家会如何沾沾自喜地把这些素材藏在口袋里，对其加以“文学化”的处理，对比之下，埃尔诺的处理方式简直奢侈，称得上暴力，称得上慷慨。

她在做什么？我觉得她在抛弃“文学”经典化、精英化的一面，她在发明自己的语言和方法。但为什么这种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她在起步阶段就放弃了已经被证明成功的尝试？埃里蓬完全解答了我的疑问。

在这个转折点，她父亲的去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这和埃里蓬写《回归故里》的契机是一模一样的。作为同样的“阶级变节者”，埃尔诺和埃里蓬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努力占有精英文化（埃里蓬用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过程，并与自己出生的世界渐行渐远。埃尔诺曾说，她最初的文学尝试是想用一整本描写“对着房间墙壁上的一缕夕阳沉思的感受。”我简直太理解这种想法。在经历了阶层攀爬之后，还有什么更沉思性、更执着于“美”的书写能让我们忘记一路以来的狼狈、更能证明我们占领了“文化”呢？

但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已经板结的社会结构不会那么痛快地接纳一个闯入者，其中需要太多妥协和牺牲，总有一个节点，人会被震碎，会不得不往回看，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包括我自己（图三）。于是埃里蓬往回走了，埃尔诺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往回走（结婚和离婚应该是第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但她很快就发现，简单地往回走还不够，这里面有太多矛盾和张力会让书写变得不诚实，甚至不成立。埃里蓬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不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回忆，因为我们出身的阶层连记忆的材料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埃尔诺的转型之作、写父亲和母亲的书都很薄，薄得令人惊诧，因为只能写这么多。要处理这种记忆，她不仅要抛弃精英文化的素材，还要抛弃精英文化提供的现成的工具。如果坚持“用敌人的语言来写作”，那无异于第二次背叛。

即便走到这一步，“回归”仍是一条极窄的路。“为被认为低人一等的生活方式正名或揭露与之相伴的异化，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写作的道路是很窄的。”《羞耻》将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反复并置，作者和读者也经历反复的鞭打。回归故里的人如何保持诚实，如何保持批判性？如何发掘下等阶层的“文化”同时避免建构过程中必然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只是讲述有用吗？

和《回归故里》一样，这本书的写作非常诚实且深入，而且并不限于埃尔诺，看完会让我们对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