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剧集里，曾雪飞说田家泰陆陆续续匿名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田先生是商业巨贾，他出手的量级，说明“上万元”绝对算是很大的金额。突然想起张云旗和藤田签署的所谓《出让据》上，聚仁里8号的交易价格是法币6万元。

所以6万元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于是去查了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太爷买这房子时福开森路的区域地价，约1.5-2万两银/亩，当时银子和银元（当时还没有法币）的结算比例，1两白银约等于1.4元银元，也就是说折算成银元，地价约2.1-2.8万元/亩。后续法币出台后，银元和法币的折算率是1:1。这房子3层楼，六间房，占地偏保守地按0.5亩算，这房子地价大概1-1.4万元，加上修建房屋和装修以及家具等（按建面200平米算），修建及装修成本算1.5万元。也就是综合成本3万元左右。再加上通货膨胀以及战时物价异常上涨，以及租界房源的稀缺性，到1938年，这房子翻一倍卖…真不算贵。

1938年，租界内一般打工人，一个月收入大概20-40元法币。一条小黄鱼，大概1600元法币。依据陆jun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云魁那个级别的军官殉国（追封为中jiang后），一次性抚恤金也才2000元法币，家属每年可领700元（领20年）。

难怪张云旗为了这房子丧心病狂…

不过退一万步，玉娇当时的判断是对的，藤田也是被张云旗骗了，他拿的所谓“齐全”的手续，其实问题非常大。

张云旗捣鼓的那个所谓的《出让据》，只转让了房屋及“房内陈设”，没有转让“土地”。找到了一份真实历史文件，和这张出让据的内容非常像，其转让的是一个“厢房中的阁楼”（没有对应的土地）。张云旗照着抄，以至于最重要的土地出让据里完全没有提。以及这张《出让据》，只是一个民间私下签署的“白契”，不符合当时租界房屋正式买卖合同的形式要求，事实上没有法律效力。

客观上，张云旗也根本无法交易聚仁里8号的土地。因为租界土地权属对应的是“永租权”，其实没有所谓“地契”，只有“道契”。法租界道契的核发机关是法领馆以及上海道台。登载道契的地籍登记册，不在法院保管，而是在法领馆。姑且认为伍律师的助理嘴瓢，把法领馆说成了“法院”。战时上海已成“孤岛”，道契补办几乎不可能，公董局办不了。就算层层通关系，也要经过登报公示、核对地籍甚至实地勘测，周期非常长，张云旗根本来不及。

藤田拿到的那张公董局出的所谓“许可证”，不是“地契”，更不是“道契”，翻译下上面的法文，这其实是一个“补办的”关于“加盖临时建筑”的“施工修建许可”，为了避免工期拖延，所以上面才会有“许可证当在一年之内转期”的内容。

尽管如此，又有什么用呢？

太爷说要“讲理”，所以他认了。按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他不“讲这个理”，全家可能吃更大的亏。但这不是“讲理”，国仇家恨，真的无理可讲。实力说话，打不过无奈接受而已。弱肉强食的黑暗年代，被欺负就是被欺负，屈辱就是屈辱。当时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伺机反抗，彻底地将贼寇赶出家园。

围绕聚仁里8号的这一段剧情很有必要。历史从不止于宏大叙事，它藏着无数细密的触角，深深扎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与具象点滴。很多人回看历史，总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疏离与淡漠，冷眼旁观着那些血泪交织的过往。认为那些故事，事不关己懒得深究，隔岸观火无需共情，兴衰荣辱皆为前人之事，成败得失亦与当下无关。其实那些过往从未真正走远，先辈们曾面临的困境、挣扎与考验，至今仍在以新的形式延续，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早已走出贼寇横行的黑暗年代，但危险与张云旗等并未走远。聚仁里8号，是我们内心珍贵且珍视的东西。当你本以为自己可以和它们安然相伴、岁月静好时，却总有张云旗这种人在暗处觊觎它，盘算着拿它们去做交易。若我们掉以轻心或一味忍耐退让，使得张云旗之流招来的力量积攒到足够大，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我们汹涌袭来时，我们或许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珍惜的东西被抢走、被践踏甚至被摧毁。而张云旗早已抱着六万法币跑出老远。

古往今来，张云旗之流何其之多。他们化身为五花八门的样子，也可能不姓张，例如，可能姓龚…

居安思危，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