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认真到极致的读者了，这是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离终点还远的很的朋友阅读《最后一件大事》的感悟，我也被感动了：

“两天前参加的发布会，今天才发出来，因为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做成了“逐页”标记。书上写着185千字，我没数过，但每个字至少读了三遍。为什么这么读？因为发布会上，编辑说起这本书时，眼睛里有光，那是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交出来的时候，才有的光。也因为郭跃老师在扉页写给我的话：希望你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安宁疗护”推广志愿者。这句话是我的愿望，它大概是我未来五年，或者十年要做的事。当然，说到底，还是因为周昂。我和周昂还有他太太“小鱼”相识有几年了，小鱼一直致力于让我这种不太懂美的人也能摸到点儿艺术的边。周昂呢，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典型的“i人”，安静，话少。这次读完书我发现，我看人的眼力还是不太行。他的表达不靠音量，靠的是细，是准，是知道往哪儿说，说到什么程度，你就被触动到了。
但如果让我重新拿起这本书，我大概会从后记开始读。周昂在后记里写，多年前家中至亲最后的时光里，他显然还不具备足够的心力与认知，去为她做些什么。他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在之前再多懂一些？整本书，感觉就是他从这句遗憾里长出来的。我的理解是：他没想把这本书写成什么振聋发聩的东西。他就是给每一个迟早要面对这件事的人，写了一份“预防性的操作手册”。不煽情，因为眼泪解决不了插管还是不插管的选择。也不深刻到吓退人，首先得让那些忌讳谈死的家庭愿意翻开。他全部的文字和努力，就是想让读到的人，在至亲最后那一段路面前，比自己当年多一点点从容。不追求震撼，而追求“能够抵达”。这让我想到我父亲。他是一个被慢性病折磨了二十几年的人。走的前一天，我问他百年之后想去哪里。他说，遗体捐了吧，不是每年还有医学生去扫墓吗。那是他清醒的时候自己做的决定。后来他凌晨走了，我送他去了他想去的地方。我没有愧疚，没有那种“不试一试将来怎么说得过去”的包袱。因为他选了自己想走的路，我陪他走完了。

这也是这本书反复在说的一件事：患者本人的“生前预嘱”，要被捍卫到最后一刻。这是一个人的生命自主权，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我父亲去了他想去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做大体老师。这也是我和母亲未来要去的地方。一个长期慢病患者，用最后的选择，替自己说了话。

发布会上周昂提到前段时间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的张老师。当时网上最热的话题是“避谶”，说不该说不吉利的话。周昂说，但如果我们不谈论死亡，患者的意愿就无法表达，生前预嘱就无从谈起。不谈，亲人连揣摩的线索都没有。

这让我想起一件小事。前阵子我去做眼底检查，高度近视，散瞳前医生常规测视力。她大概知道了我的度数，开始机械性地往上插片，一片接一片，然后问我：能看见吗？直到我看见了视力表的第七行，我突然慌了。我看了眼医生说：我好像不用看得这么清楚。是的，我平时的舒适区也就上面三行，最多四行。医生说，你高度近视加上散光，单眼都2600度了。最后检查结果出来，眼底没问题，甚至好过一般高度近视的人。但我没有换眼镜度数。我不需要看清对面这个人每根头发丝长什么样。不表达，别人不会知道你要什么。不谈论，没人猜得到你想怎么走。

这本书不负责给你答案。它只是轻轻推你一下，让你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想想那些迟早要面对的事。如果你也怕将来家人替你受罪、替你为难，可以翻翻它。不是为了学什么，是为了如果有一天轮到你，你知道自己有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