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重新评估7万亿数字底座投资计划。2009年中国启动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内外条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不仅因为中国整体战略的出发点是韬光养晦，反俄联美，获得美西方支持，并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正享受着全球化红利，而且还因为所推动的项目立足于以填补基础设施不足防范2008年金融危机，以做大供给侧帮助美国缓解次贷危机的压力，让大家都受益，世界完全能接受中国防守性的经济政策，因此，有利条件远大于不利条件。但即使如此，留下的遗留问题也不少，可以说功过能相抵。而2026年推出7万亿数字底大基建投资计划的外条件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不仅因为中国弯道超车战略转向推进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发美西方不满，还主动当南方国家代言人带头攻击美西方，以至最终让美西方放弃全球化致力建立地缘政治阵营，集体提出“去中国化”，而且还因为所推动的项目立足于和美西方进行科技较量，在需求侧争夺，意在从美西方数字霸权禁区中夺食确立中国老大地位，具有非常明确的美西方不能接受的对抗性，其不利条件远大于有利条件。仅就现在的初步估计，7 万亿数字底座大基建投资计划的启动至少就忽视了国外全球化彻底终结，地缘政治重新崛起，美西方阵营完成重建，对中从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升级为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的全面对抗，国内则从经济高速增长期转入经济持续衰退期，过去外延扩张的产能全面过剩严重，地方财政自給能力降低，民生欠账较多，人口老龄化加剧，资产负债表恶化等多个方面的翻天覆地变化。
照理，2026年国内外环境已经比2009年恶劣得多，中国的国家战略应该转向守势，但现在却是相反，有关方面却更加锋芒毕露，频频向美西方数字霸权领域发起进攻，宣传什么“构建可信数字生态，掌握未来规则制定权”，“开辟独立自主的创新赛道”，“补短板、筑长板，提升产业链完整性”。
正如郑永年先生2026年3月在博鳌论坛上说的：““特朗普提出“对等关税”之后，我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制的国家。他们曾说，你要不在餐桌上，要不在菜单上。那我想，经过这么多轮的斗争，我们做对了，我们不仅仅在餐桌上，还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如果不斗争的话，我们恐怕美国他国家一样，都在菜单上。”，如果都像郑永年先生一样非常自信，这就难免会弄巧反拙，加大实现的成本和难度。
中国当前的困境是政治上要和美西方斗，而投资、市场、技术上又要依赖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