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哲学看吐痰

2015年7月，我在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给一届学员讲司法考试的培训课程。

中午下课，不想走远，就想着吃一碗小锅米线。辅导班的工作人员带我到学校后面的一条小吃街，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馆子坐下。

米线端上来时，色香味俱全，热气腾腾，油亮的汤面让人食欲大开。我正要动筷子，忽然听见邻桌“咔”的一声，一个中年男人低头，“啪”地一口老痰吐在地上。

那一声，干脆利落。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随后用脚去反复碾那口痰，仿佛要把它彻底揉进地面里。那一刻，食欲瞬间消失，胃里一阵翻腾。从那以后，我对小锅米线留下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心理阴影，再也没有主动去吃过。

一件很小的事情，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记忆里。

此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周围的人。

我住在一个北京高校教师的小区，里面大多是退休的老教师。清晨，尤其是冬天的早晨，下楼遛弯，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吐痰声，在空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那种声音，甚至带着一种节奏感，仿佛成了某种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还有一些老人，在某些特殊的年代，会刻意把痰吐在别人的汽车挡风玻璃上，据说是为了抵制某个国家的商品。这种行为在他们那里，甚至带着一点“正当性”。

慢慢地，我开始不再仅仅把这当成一种个人习惯，而是试图理解它。

伊曼努尔·康德把人的世界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自然的世界，一个是自由的世界。

所谓自然的世界，是感性世界，受因果律支配；而自由的世界，则属于实践领域，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

如果从感性世界的角度看，吐痰受因果律的支配。痰多有充分的原因：饮食上重油、重盐、重辣，对呼吸道的刺激；空气质量的问题；长期吸烟……。

这些都会导致痰多。这些都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是身体对环境的反应。人无法避免。

有痰，属于感性世界，事实上没有对错，也没有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必要在公共空间吐？吐在什么地方？是否考虑他人的感受？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属于自然因果，而进入了自由意志的领域。

卢梭说，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最初级的是天然的自由，也就是随心所欲；进入社会之后，人必须承认他人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受约束的社会自由；而最高层次的自由，是道德意义上的自由，是人能够为自己立法，主动约束自己。

吐痰这件小事，恰恰暴露了一个问题：我们身边仍然有不少人停留在第一种自由的层次上。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有痰，我就要吐；我不舒服，我就要解决。至于他人、环境、公共空间，似乎都不在考虑之内。

这种自由，看似自由，其实只是本能的延伸。

康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恰恰体现在“我可以这样做，但我选择不这样做”。这是一种自我约束，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感。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

所以，当我们谈论宏大的命题，比如所谓的“民族复兴”，往往习惯用宏观指标来衡量：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国际地位。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我反而常常有一个更朴素的想法：复兴也应该有它的微观指标。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在公共空间里，不再随地吐痰。

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自觉地把那一口痰留在纸巾里、留在垃圾桶里，而不是留在地面上、留在他人的视线与感受之中，那或许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变化已经发生。

如果说感性世界由因果律统治，那么自由的世界，最终要靠每一个人的选择来支撑。

文明，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