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有间56平的门面，租给一个广西大姐开便利店，一晃七年了，年租金从四万五涨到八万。

去年夏天，他跟租客说想把房租再提两万，也就是年租金十万。我当时听着就觉得这涨幅有点急，毕竟这两年街边小店生意不好做，便利店本就靠薄利多销。广西大姐来办公室找同事那天，拎着袋自家种的桂圆，表皮沾着点泥。她搓着手笑：“老板，能不能缓缓？今年进货价涨了，客源也少了，十万块实在扛不住。”同事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周边都这价，我这还是看在老租户的面子上。”

大姐没走，站在窗边望着楼下的便利店，玻璃门上贴着“全场八折”的海报，是前阵子刚换的。“我儿子在老家读高三，就靠这店供着。”她声音低了些，“要不……先按九万交？年底要是生意好，我再补上那一万。”同事皱了眉：“合同就得按数来，哪能讨价还价。”

没过几天，便利店门口贴了张“转让”启事，红纸上的字迹有点歪。我路过时进去买瓶水，看见大姐在整理货架，临期的牛奶堆在角落，标签上的“买一送一”褪了色。“真要转啊？”她叹口气：“转不掉就回老家，总比在这儿赔本强。”收银台的抽屉半开着，里面的零钱没几张，硬币叮当作响。

同事听说转让的事，打电话给大姐：“你这是逼我啊？”大姐在电话里哭了：“我哪敢逼老板，是实在撑不下去。七年了，这店的地砖都是我自己铺的，货架也是一点点攒钱添的……”话没说完就挂了，同事捏着手机，脸色不太好看。

转让启事贴了俩月，没人接手。同事让我去看看，说“不行就再谈谈”。我去时正赶上大姐在搬货，一箱方便面压得她腰弯成了弓，额头上的汗滴在纸箱上，洇出个深色的圈。“要不就按你说的九万？”我转达同事的意思，她直起腰，眼里亮了下，又暗下去：“不了，我已经买好回老家的票了，儿子说想让我陪他高考。”

交钥匙那天，大姐把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货架擦得能照见人。同事来收房，看见墙角堆着袋没开封的桂圆，是上次她带来的。“这店风水好，”大姐笑着说，“说不定下家能做起来。”转身时，我看见她裤脚沾着的泥，跟七年前刚来租店时一样，只是头发里多了些白丝。

同事后来把门面租给了个做奶茶的，租金确实是十万。可没过半年，奶茶店就关了门，玻璃门上的“旺铺转让”比便利店的那张还新。他站在空荡荡的店里，摸着墙上残留的货架印记，突然说：“当年大姐在时，这墙从来没这么空过。”

前阵子在菜市场碰见广西大姐，她在卖自家种的青菜，筐里的桂圆还是沾着泥，比当年送同事的那袋饱满。“儿子考上大学了，在南宁，离家近。”她笑着称菜，秤杆抬得高高的，“还是种地踏实，不用看房租脸色。”我买了斤桂圆，甜得发腻，想起便利店的灯光，七年里，每天亮到深夜，像盏不熄的灯，照着她供孩子读书的路。

其实哪有什么非涨不可的价，不过是有人算眼前的账，有人念长久的情。同事那两万块的涨幅，看似赢了租金，却把个守了七年的老租户逼回了家，也把自己的门面变成了频繁换人的空壳。有些生意，不止是钱的事，就像大姐擦得锃亮的货架，攒下的不只是货，还有街坊邻居的熟络，那才是小店撑下去的底气，比涨出来的两万块金贵多了。

现在同事的门面还空着，玻璃上的“转让”启事换了又换。他偶尔会跟我念叨：“早知道当初就少涨点了。”风从敞开的门里灌进去，卷起地上的灰尘，像在替那个广西大姐，叹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