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风与潮在央八重播的时候，还能再次有影评刊登在《大众电视》上，这就是好剧，总有回响[捂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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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潮》
战时澳门“孤岛”的金融暗战
与民族认同的叙事建构

在抗战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长期积累中，正面战场叙事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范式。电视剧《风与潮》却独辟蹊径，将视角转向一条长期被忽视的隐形战线。该剧以1941至1945年澳门“风潮时期”为背景，通过何贤、马万祺、柯麟等人物的故事，还原了爱国华商与中共地下党员在金融、物资与情报等战线上，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博弈的真实历史，填补了澳门抗战题材的创作空白。
战时澳门凭借葡萄牙“中立国”的身份未被日军直接占领，却在战争格局中成为一座被战火包围的特殊“孤岛”。这里既是难民避难之所与国际物资情报的交换节点，更是多方势力暗中角力的复杂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并非静止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与权力运作的动态产物。《风与潮》正是以这一“孤岛”空间为叙事载体，将战争的残酷从枪炮转向账簿与银号，在金融暗战中完成了对爱国华人民族认同的叙事建构。

01

围城与枢纽 战时孤岛的悖论空间

在影视剧中，空间从来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本身就是叙事的一部分。《风与潮》通过对战时澳门空间的细致描绘，构建出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孤岛叙事”。

该剧开篇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历史情境为背景，大量香港难民涌入澳门的场景迅速确立了城市空间的封闭氛围。港澳码头成为最具象征意味的空间节点：拥挤的人群、混乱的秩序与紧闭的闸门，共同构成一幅压迫感极强的视觉景观。当闸门内的葡萄牙官员从容讨论是否接纳难民时，闸门外却是无数中国同胞在战火中挣扎求生。这一空间对比不仅强化了戏剧冲突，也揭示出殖民权力的冷漠与傲慢。
随着战争形势的持续恶化，物资匮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核心问题。剧中通过大量细节场景呈现这一历史图景：从贫民聚集的棚户区，到街边随处可见的行乞百姓，再到堆满尸体的万人坑。这些空间景观构建出一种充满生存焦虑的“围城”氛围，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战争对普通生活秩序的冲击。

然而，《风与潮》并未将澳门简单呈现为一座被动受困的城市。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又生产着社会关系。战时澳门虽然被战火包围，却因其“中立港口”的特殊身份，反而成为各方势力交汇的重要节点。日军的战略物资需要通过澳门转运，抗日力量的资金与情报也往往借道于此。表面封闭的“孤岛”，实际上却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信息与资源流通枢纽。
剧中通过两个核心场景来呈现这种悖论性的开放特质：其一是港澳码头，作为连接澳门与外部世界的咽喉要道，它既是交通枢纽、贸易口岸，更是权力交锋的场所；其二是大丰银号，这一金融机构不但是何贤事业的根基，也成为汇率波动、黄金交易等金融博弈的重要舞台。这些空间将“孤 岛”与更广阔的经济网络连接起来，使澳门的命运与整个抗战大局产生关联，消解了“孤岛”的物理边界，使其成为一个兼具封闭与开放特质的历史空间。

这种“围城”与“枢纽”并存的空间结构，为整部剧提供了持续的叙事张力。澳门既是难民避居的飞地，也是隐秘抗争的前线；既是殖民秩序的延续之地，也是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战场。正是在这一复杂空间之中，剧中人物的命运开始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发生联系。

02

风起与潮涌 多方博弈的隐形战线

如果说“孤岛空间”为《风与潮》提供了叙事背景，那么多方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则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戏剧张力的核心结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对现代权力结构的分析中指出，权力并非只集中于国家或军事机构之中，而是通过制度与社会网络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风与潮》对战时澳门政治生态的呈现，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

在剧中，日军深知澳门作为国际中转站的战略价值，并不谋求直接占领，而是试图在维持其“中立”外壳的同时，通过特务渗透、货币操控与物资垄断，将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悄然纳入掌控。这种“控而不占”的权力运作方式，将侵略包裹在金融与贸易的外衣之下，构成了《风与潮》有别于 传统抗战叙事的核心逻辑。
与此同时，澳葡政府的“中立”立场在剧中也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一面。殖民政府反复标榜法律程序与中立原则，却对日方特务的横行保持纵容，对华人社区的困境选择性视而不见。港澳码头那场葡方官员从容投票讨论是否开闸接纳 难民的戏码，将这种“程序正义”的荒诞性暴露得淋漓尽 致。殖民权力在战争压力下的虚伪与软弱，并不比日军的渗透更容易令人释怀。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共地下党与爱国华商的隐蔽抗争。柯麟以医生身份为掩护秘密联络各方抗日力量；何贤、马万祺等华商利用经济资源与社会网络，在金融、物资、运输等领域与日方周旋。这些抗争活动以隐蔽、迂回、渗透的方式展开，丰富了抗战叙事的维度。该剧通过对这一复杂权力格局的呈现，将“孤岛”澳门建构为战时国际关系的微缩景观——法西斯的扩张野心、殖民体系的摇摇欲坠、民族解放运动的暗流涌动，都在这座城市得到了戏剧性的浓缩与呈现。
剧名中的“风”与“潮”，正是在这种权力博弈中获得了清晰的象征意涵。“风”指向外部强权的冲击，迅猛且破坏性强，能在一夜之间颠覆既有秩序；“潮”则代表民间力量的持续涌动，它不求速胜，却以韧性与积累改变历史走向。两者之间并非简单对立，而是构成一种辩证关系：外部压迫越猛烈，内部抵抗的意志便越凝聚。“风”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潮”，而“潮”最终改变了“风”的走向。

这一辩证关系在剧中金融博弈的叙事中得到了具体展开。例如“迫签港币”的强制发行、汇率的拉锯操控、印钞纸的生死争夺等，每一个情节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现实：货币即命脉，金融即战场。何贤等人冒死抢运印钞纸的行动，看似是一次商业博弈，实则是从源头截断经济掠夺的釜底抽薪之举。账簿成为战场，汇率成为武器，《风与潮》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真实的经济对抗，赋予了“金融抗战”以史诗般的悲壮意涵。

03

家训与家国 离散华人的民族认同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外，《风与潮》同样关注个体命运在战争中的变迁。剧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何贤，正是在“孤岛”环境中逐渐完成了从普通商人到爱国行动者的身份转变。
何贤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具体处境中、 在被迫做出选择的过程中缓慢完成的。剧中“何氏家训”的反复出现，是这一转变最清晰的叙事线索。家训最初象征着传统儒商文化中的诚信与责任，当何贤为抗战筹措资金却遭误解时，家训开始与民族大义发生联系；当他面对金融危机 与同胞牺牲时，家训所代表的意义已从个人信誉上升为社会责任。最终，当他将银行红利捐赠给抗日力量、在日军挟持骨肉的危急时刻仍坚守立场时，家训完成了从“家族伦理” 到“家国情怀”的彻底升华。这一升华不是外部灌输的结果，而是何贤在斗争实践中的自主体认，因而具有真实可信的情感力量。

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何贤一人身上，也体现在整个澳门华人社会之中。《风与潮》塑造了一组丰富的人物群像：商人、医生、音乐家、帮会成员以及底层渔民。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却在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最初，他们来到澳门只是为了躲避战火，但随着时间推移，个人命运 与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清晰，置身事外已成奢望。帮会头目黄三合原本唯利是图，却在关键时刻被家国情怀触动，转而协助运粮济民；疍家渔民小渔从社会底层出发，同样汇入了这股抗争的洪流。这些转变承载着该剧最核心的价值判断：在民族大义面前，无论身处何种阶层，良知都可能被唤醒。
柯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引导作用。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他既是行动的组织者，也是思想的联结者，使许多原本只关注个人生计的人逐渐意识到更广阔的历史责任。正是在柯麟等人的影响下，何贤等人认识到，个体的抗争必须汇入更大的历史洪流，才能真正改变现实。

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交织，《风与潮》最终呈现出一种从个体觉醒到群体联合的精神脉络。战争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也重新塑造了人们对自我与民族国家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澳门这座“孤岛”不再只是避难之地，而成为了民族意识重新凝聚的重要空间。
《风与潮》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抗战历史中那些不持枪却同样在战斗的人。他们以账簿为阵地，以货币为武器，以家族伦理为精神支撑，在一座被战火包围的孤岛上，完成了从避居求存到家国担当的内在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被动的历史裹挟，而是一次又一次真实选择的积累。正是这些选择，构成了民族认同最深厚的根基。

作者：
秦姜，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