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乱循环，很多时候，就是农民变成杀人屠夫的过程。或者杀人屠夫变回农民的过程。
以前看陈寅恪说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河北胡化，总觉得哪里不得劲，不通透。后来看有人论证【河北】也从来不是表里一体，有赵地的河北，燕地的河北，魏地的河北。这下感觉就舒畅些了，能解释安禄山建国为何叫燕国，也能解释颜家兄弟那：“安君以国士待我，我还以：丢你老母个小垃圾”。
胡汉解释不了安史之乱的话题，白孝德，荔非守瑜是胡人，他们比谁都忠义。高尚，崔乾佑，田承嗣是汉人，他们又比谁都反贼。
直到最近写了一篇小说，忽然就想明白了，河北，乃至后来中晚唐的藩镇，从来不是所谓的“胡化”，而是“曳落河化”，不讲清楚曳落河，不讲清楚军阀这个大集团对人类的异化，就弄不明白唐宋变革中的以文驭武在驭个什么？
罗苹·荷布有一篇小说《鹰与兔》启发了我，让我回到了人性本身，军队这种人类集体化的高度浓缩体对人性的裁剪和约束，带来的种种社会形态变革的问题。
文学很多时候是更“真实”的历史，期待早点让这篇小说与大家见面，因为参加了#微小说大赛# 有个审稿的环节，大家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