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朋友》Marie Claire Korea(2026年5月号)专栏

Dear Cinema, 演员梁朝伟

电影《寂静的朋友》是一部让人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平静而深邃的作品。故事跨越 1908 年、1972 年和 2020 年三个时代，聚焦于在各时期处于孤立状态的不同人物。而连接他们的，是始终在同一位置注视着人类生活的银杏树。
这部电影通过如同冥想般的画面与声音，展现了在流逝的时间面前，人类的生活是多么有限且渺小，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片面。在执导过《我的二十世纪》、《肉与灵》等佳作，以深刻洞察人类与世界的伊尔蒂科·茵叶蒂导演的作品中，这部新作堪称巅峰。它带我们去窥见那些在疯狂忙碌时从未察觉的世界瞬间，是一次静谧而鲜明的力量碰撞。

【导演专访】
问：这是您正在首尔的第二天，继去年釜山之后，再次见到了韩国观众。大家的欢呼声是不是很特别？（笑）
导演：真的非常有趣，氛围和欧洲或美国有些不同。Tony在韩国拥有非常多的影迷，而且粉丝们极其亲切。所以昨天在举办映后的影院里，充斥着无数的手机。那种场面本身就营造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气氛。

问：电影《寂静的朋友》跨越了三个时代，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故事中的银杏树并非单纯的背景，而是像目击者一样在注视着人类，守护着时空。它也是一个比人类更长久、更深刻地记忆着世界的存在。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呢？
导演：我从十几岁起就对植物之间的沟通实验产生了兴趣。1970年代学术界也开始正式且兴致盎然地接受这种观点，即植物也有各自的社会生活，植物之间可能存在独特的沟通方式。同时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也能暂时窥探一下那个世界，甚至进一步去猜测，当植物注视我们时，它们看到的是什么。
在我以前的电影中，植物和动物也经常出现。20多年前我拍的一部电影中，甚至有盆栽植物协助解决神秘杀人案的情节。有一天一位非常出色的德国制片人（遗憾的是他最近去世了）向我建议，我们要不要一起拍一部关于植物的电影？一听到这句话，我立刻想到了这座城市和这个花园，也就是电影所在的那个植物园。那是我认识了30多年的花园。它虽然非常朴素，却极其迷人，是一个拥有非常强烈气场的地方。

问：电影中也提到了盆栽植物观察人类的故事。我也因为“那可能是事实”的想法，在植物面前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导演：它们肯定也在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谨慎些才行。（笑）

问：三个时代、各异的人物，以及围绕他们的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的方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三个时代。特别是1972年，因为那是您的青年时期，所以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吗？
导演：当然，原本也可以选择其他时间点，比如可以选择更遥远的过去。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观众切实感受到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认知竟然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追溯到更久远的200年前，反而很难切身体会到我们在短短百年间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
仅仅通过对比新冠疫情前后的变化，就能发现我们变得多么不同。我选择的这些时间点，是人类观察自然的观念、以及最终人类审视自身的认知发生位移和转变的瞬间。可以说，那是视角发生转折的关键点。所以，我选择了这三个时代。

问：还有一点非常有趣，那就是各时代的三个主人公都处于某种孤立的状态。1908年，她是大学里唯一的女性学生；1972年，他是独自留守代替旅行在外的人照看天竺葵花盆的人；2020年，则面临着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您出于什么理由，将三个人物都置于这种孤独且孤立的条件下呢？
导演：我对研究这一行为本身有着极大的兴趣，我被研究人员工作的自由感和大胆所吸引。我认为如果想要真正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处于系统之外。如果完全融入到系统内部，是很难做到的。这三位主人公都处于那样的状态，确实是孤独的。但孤独并不意味着悲伤或痛苦。相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再把精力消耗在迎合某种标准上，而是将这些精力用来发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察觉的一面。

问：没错。虽然三个人物因各自不同的理由被孤立，但同时又让人感觉到他们通过自然和植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结的。想听听您为什么认为在当下的时间点谈论“联结”如此重要？
导演：在直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件事上，我反而表现得相当谨慎。当然确实存在相似之处。但我真正想聚焦的，是他们试图与植物建立联结的努力。我认为那种联结只有通过发现内心尚不熟悉的感官或视角的进程才能实现。
因此这既是一个发现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无论是在剪辑阶段还是编写剧本阶段，我都刻意不去清晰地描绘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极度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在这次的作品中，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更接近植物的视角，或者是人类与植物在某一瞬间产生共鸣的视角。

问：在刻意淡化处理人与人之间联结的过程中，即使梁朝伟饰演的神经科学家Tony Wong与学校保安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情感依然得到了传递。您认为在人类相互理解的过程中，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吗？
导演：语言是非常美丽的工具，也是极其惊人的工具。在这部电影中，人们试图与那些不具备共同语言的存在进行沟通。因此我希望能同时展现出语言之外的其他沟通渠道。当然语言有时也会被误用。但最重要的是，语言蕴含着令人惊叹的可能性。
仅仅看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与生活在两千年前的人沟通，读到几百年前某人写下的句子时，我们依然会流泪。所以语言无疑是强大的工具。但是当这个工具缺失时，我们该怎么办？或是在与婴儿交流时、遇到植物时、与动物相处时，又该如何沟呢？

问：电影的拍摄手法和画面美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整部电影既美丽又优雅。我很想知道为三个时代分别选择不同拍摄画幅形式初衷是什么？
导演：因为这部电影是关于认知以及我们如何感知世界的故事，所以画面的质感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我们在声音设计上也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从初期就开始规划并尝试各种方式。从16mm、35mm胶片到数字摄影机，全都进行了测试。虽然最终选择了Alexa，但也试过其他的摄影机，并考虑过Sony Venice. 这是因为每一款摄影机所展现出对待世界的态度或接触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同的。我希望尽可能在没有台词和语言的情况下传达更多信息。因此使用什么样的素材、选择什么样的胶片质感、使用什么样的镜头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摄影机运镜方式，这些选择本身就已经在电影中诉说了许多内容，声音设计也同样如此。

问：与梁朝伟的合作，也被认为是这部电影的重要核心。据说在构思这个人物时，您一开始就想到了他。演员的哪些特质让Tony Wong这个角色成为可能？
导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希望在几乎没有台词的情况下传达出丰富的信息。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在银幕上拥有极其特殊存在感的人。一个无需言语也能表达万千的人。在电影中我交给Tony的是一个并非全然陌生的人物，他内敛、仿佛藏着许多秘密，但同时也有新鲜感。令人惊叹的是，他不需要任何外部装饰或氛围烘托，就能以修行者一般纯粹的方式进入角色。Tony这种不借助任何人为修饰便能产生强大力量的特质，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问：您曾形容这部电影是“人类创造的、为了人类的电影”。能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含义吗？
导演：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去接近当下的世界。但同时我认为，我们决不能忘记人类的局限性。例如我们感知到的色彩，实际上只是光波广阔光谱中极小的一部分，声音也是如此。我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共同尝试超越自身极限的存在。虽然我无法展示我们感知不到的颜色，但知道它的存在至关重要。虽然无法将人类听不见的声音放进电影，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同样重要。
这部电影并不是试图重现树木真实看到了什么、如何感受世界，因为人类的感官极其有限，并且与自然的本质不同。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承认这种局限。承认那个世界所拥有的丰富、充盈与真实。它们拥有自己的现实，那种现实与我们的现实同样有效。

问：从这部电影开始到结束，导演您个人有什么改变吗
导演：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会让我产生一点点改变。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会让我找回最初的自我。但最重要的是，电影创作是一场与他人共同完成的冒险。虽然我有长期合作的固定团队，但每次也会遇到新面孔，这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
这一次我主要与德国的工作人员合作，他们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他们既强大坚定，又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开放和纯粹，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中。看着他们将自己交给剧本和我们的目标，并在其中自然而然地迸发创造力，这总是一次感人至深的经历。
电影创作如果不是出于热爱，会是一项非常枯燥且艰辛的工作。所以最终留下来的，都是真心爱着这件事的人。看着他们工作的样子，就像在看一群非常认真玩耍的孩子。我觉得那是让人变得最美丽的瞬间。

问：最后一个问题。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从事这项工作？
导演：做电影的过程是一次环环相扣、极其精密的体验。 起初完全是孑然一身，因为我习惯自己写剧本，所以那段时光是一场非常孤独的旅程。但在接下来的阶段，工作的规模会突然扩张。虽然我不擅长处理日常社交关系，但在拍摄现场或筹备过程中，当有了明确的目标时，我反而能沟通得更好。因此可以说，我的社交生活大部分是在拍摄现场完成的。
而当我再次进入剪辑室，另一种形式的孤独便开始了。后期制作是与其他人进行一对一深度交流的延续。哪怕是调色，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审美选择，而是直接关系到电影本质的工作。因为对某个画面或剪辑点处理方式的不同，其意义可能会天差地远。
归根结底，所有的过程都指向电影的核心。能体验到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此外像现在这样为了宣传而接触许多人、倾听各种故事的过程，也是与这部电影告别的一种方式。这段时间也是在观察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何在世界上运作。所有这些过程，在我内心不断激发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能量。

【梁朝伟专访】
在首部欧洲电影《寂静的朋友》上映前夕，梁朝伟来到了首尔，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以公开行程来首尔。正值四月的首尔，樱花盛开。他感叹道：“能一直受到韩国观众的热情欢迎，我感到非常幸福。看到这些樱花也很开心。”他反复提及生活中的点滴喜悦，并补充道：“我也很喜欢吃韩国菜，最爱冷面和水煮白切肉。”
或许是因为他那双不曾被世俗沾染、依旧清澈深邃的眼睛，以及平静的语调，在采访开始前，看到他嘴角和眼梢挂着的清爽微笑，让人失神片刻。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银杏树的场景，就是在校园里找到那棵树的瞬间。”
回首过往，梁朝伟在电影中常以孤独的身影出现。相比台词对白，他更擅长通过眼神这扇最细腻的窗户来传递叙事。这种特质在本片中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茵叶蒂导演从撰写剧本初期就认定了他。她甚至认为，如果梁朝伟拒绝邀请，剧本就必须重写。
“第一次读剧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以树为中心的故事，跟我以前接触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选择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受导演的影响。我对导演之前的作品印象极其深刻。起初我并不完全理解这个剧本，但出于对导演的信任，我还是决定出演。我相信通过这个故事，她一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明确想法。”

“开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步是让自己相信我就是一名神经科学家。我开始阅读关于早期认知发展的书籍，拜访多所大学与真正的神经科学家交流并参与研究。导演提供的书籍和视频资料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内容不仅涵盖了儿童的大脑发育，还涉及植物智能、东西方哲学，以及人类应如何与这个世界共存。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点一滴地积累对这一领域的理解，从而构建起这个人物。在六个月左右的准备期间里，阅读量不断增加，我也试着让自己习惯神经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当我在那个领域沉浸久了，某一个瞬间，我便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角色。”
他明确解释了为何比起情感，必须先深度理解职业的原因：“我认为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场景就缺乏说服力。毕竟那种坚定最终会通过眼神流露出来。因为我必须自己先理解角色在表达什么，所以我投入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

电影在展现自然的神圣与秩序的同时，并未将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简单地进行等级划分。通过这段引发共鸣的叙事，他表示自己经历了一场看待自然与人类视角的转变。
“我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当我开始理解植物时，看待它们的视角变得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会下意识地接受以人类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即人类在最顶端，植物在最底层，但随着对植物的理解，这种等级排序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学会了尊重植物，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其他的生命体。这让我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在地球上与其他生命共存，以及人类是否一直以来都太过傲慢。我认为物种灭绝或气候变化，可能正是因为人类不够谦逊而导致的后果。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选择会给其他生命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被问及在言行极简的状态下传达情感的表演方式是否偶尔会感到吃力时，他回答道:“并不觉得特别困难。我认为作为演员去理解角色的方式，与我们塑造自我的过程并无太大区别。我们依据过去的经验、情感和记忆来构建性格，也就是形成自我。但我觉得这个自我并非天生就存在的，而是每个人后天创造出来的。小时候，我们通过周围人的评价，比如朋友或父母说你是这样的人来认识自己。通过这些积累，我这个存在便形成了。既然可以这样创造出自我，那么创造另一个角色也是可能的。只要充分设定角色的背景，并将新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内化，就能接近那个角色。归根结底，这与形成自身性格的方式是一致的。”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他塑造了无数角色。当被问及他认为自己的花样年华是在何时，他回答道：“我觉得作为演员本身一直都是幸福的。虽然有过无数难忘的瞬间，但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的时光尤其令我记忆深刻。正因如此，我们的缘分才能够延续20年。能与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人们组成团队，绝非轻而易举的机会。因此这次拍摄《寂静的朋友》对我来说，同样是一段特别幸福的回忆。”

正如的感悟，《寂静的朋友》对他而言，留下了美丽的风景、动人的声音以及另一段格外珍贵的时光。虽然通过任何媒介观看都会留下意义，但在银幕上邂逅，这部电影将成为一种更加立体、深度的体验。
“我与电影院相关的记忆从六岁就开始了。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天师捉妖》，那年我才六岁。我母亲那边有八个兄弟姐妹，每个人的电影品味都不同。他们经常带着我去电影院看各种类型的电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电影院对我来说就像游乐园一样。最重要的是，看电影本身非常快乐。因为在那90分钟、120分钟里，我可以脱离现实，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许因为这样，我现在也不怎么在家里看电影，哪怕家里有放映设备，我也坚持去电影院。这是从六岁起养成的习惯，所以我依然最喜欢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即便岁月流逝，电影依然长存，见证着时光。
某些电影，以及某些演员，能够清晰地唤回与他们邂逅那一刻的光影与气息。
正因如此，联想起演员梁朝伟，便如同在回忆每个人生命中留存的那些画面。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也是我们深爱演员的原因。
这种力量绝不会消散，也不会轻易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