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政绩观：毒品治理中的异化与反思

在禁毒工作的宏大叙事中，政绩观本应是衡量执法效能与社会价值的标尺，其核心应指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然而，近年来多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暴露出一个危险的倾向：部分基层执法者在“唯指标论”的裹挟下，将禁毒政绩异化为冰冷的数字游戏，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底线、践踏人性良知，制造出“执法者沦为犯罪者”的荒诞剧。

控制下交付、钓鱼执法、特勤引诱等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侦查手段，在毒品类案件的侦办中并不罕见。一旦掌握公权力的执法者缺乏监督制约，犯意引诱行为就会异化为杀良冒功。

南京派出所副所长马某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毒再抓捕的案件，正是这种扭曲政绩观的极端体现——当查处任务变成不可撼动的“KPI”，当立功受奖成为唯一追求，执法权便从保护人民的盾牌异化为伤害无辜的利刃，最终酿成对法治精神与社会信任的双重摧毁。

一、政绩观异化的病灶：从“打击犯罪”到“制造犯罪”。

禁毒工作的本质是预防危害、挽救生命、净化社会，这是其政绩的根本价值所在。但在某些基层治理场景中，这一目标被简化为“查处人数”“破案率”“缴毒量”等可量化的指标，形成了一种“数据崇拜”的畸形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执法者不再关注毒品问题的根源治理，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快速“产出”数据上。马某的行为正是这种逻辑的产物：他不愿投入时间开展常规排查、社区预防等基础性工作，转而选择“打窝式钓鱼执法”——主动提供毒品、诱骗未成年人吸食，再实施抓捕。这种“制造犯罪”的模式，看似高效完成了任务指标，实则完全背离了禁毒工作的初衷，将未成年人的人生前途作为换取个人政绩的筹码，其行为已不是执法，而是赤裸裸的犯罪。辜负了孩子们的信任，严重伤害到了“有事找警察”的公共形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异化并非个案，沈阳某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刘威，为追求政绩指使特情从境外购买毒品，最终被市局查获。当政绩观被量化指标绑架，执法行为就会失去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原本用于打击犯罪的权力，反而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二、扭曲政绩观的深层诱因：制度设计与执行偏差的双重困境。

剖析此类现象的根源，需从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寻找答案。一方面，部分地区的禁毒考核机制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上级部门下达的硬性指标若缺乏科学评估和动态调整，容易给基层带来巨大压力。

当“完成任务”成为压倒一切的指令，一些执法者便会铤而走险，采取非常规手段。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位为权力滥用提供了空间。从马某案中可以看到，从策划设局、提供毒品到实施抓捕，未能被及时制止，说明内部监督、流程管控存在明显漏洞。执法全流程记录、重大案件复核等制度若流于形式，就难以有效约束权力的任性。

当然，个别执法者的职业伦理缺失也是重要因素。他们忘记了警察的天职是维护公平正义，而非追求个人升迁。在马某眼中，6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远不如一份漂亮的查处报告重要，这种价值观的错位，反映出其党性原则和法治意识的严重滑坡。公职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合规履职，否则终将自食恶果。

三、重构正确政绩观，回归以人为本的治理本源。

要根治这一问题，必须从理念重塑、制度优化和监督强化三方面协同发力。首先，要彻底扭转“唯数据论”的评价导向。禁毒工作的成效不应仅看抓了多少人，更要看减少了多少新吸毒人员、降低了多少复吸率、提升了多少群众安全感。深圳等地已将考核重点转向“源头防控”“干预成效”等长效指标，实践证明这更能促进社会治安的整体改善。其次，需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第三方监督等制度，对涉及未成年人、诱惑侦查等敏感案件实行提级审核，杜绝暗箱操作。最后，要加强执法队伍的思想建设。持续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执法人员深刻理解“为谁执法、为何执法”，将“保护人民”内化为行动自觉。

南京这起案件是一记警钟，它警示我们，任何以牺牲法治和人性为代价换来的“政绩”，都是虚假且有害的。真正的禁毒政绩，不在于报表上的数字多么亮眼，而在于是否守护了每一个家庭的安全，是否让社会更加安宁和谐。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才能让禁毒工作真正走上科学化、法治化、人性化、可持续的正轨。

#律师说法##副所长欺骗6人吸毒被判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