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未至的周日下午，我在整理“五十六个民族四世同堂”专题的作品闲暇，把从南京的一位老爷子手上淘到了一些古老的薄膜唱片。绝大部分是中国唱片出版的，其中居然有一张杨音唱片，印着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资料片，蒙着足以作画的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印记，模糊如隔世的胎记。我鬼使神差地用专用清洁剂去尘，将其中一片搁上那台建伍老唱机。
唱针落下，先是巨大的、潮汐般的底噪，沙沙地，仿佛时光本身在摩擦。接着，乐声挣扎着浮上来——竟是电影《叶塞尼亚》。接下来的是《追捕》里的《你呀，渡过愤怒的河吧》，又换一片，居然是 1980 年出版 老一辈音乐家的比如里面收入有李光义老师演唱，中央歌舞剧院歌舞团乐队演奏的《祝酒歌》、李谷一老师演唱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赠缅甸友人》，中央乐团小乐队演奏的，在噼啪的电流声里，依然能辨出打开国门，大家对外面世界向往和好奇。
我停了唱针。屋里骤然静下。我忽然明白了那巨大底噪的来处。那不是机器和唱片的衰老，那是一整个时代的、震耳欲聋的寂静被突然打破后的回响。这些薄膜，薄如蝉翼，却曾是沉重的国门初启时，一道细小的缝隙。风从那里迫不及待地涌进来，带着所有新鲜的、异质的音节。

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以怎样的饥渴，将唱针压上这些脆弱的纹路？他们听见的，或许不仅是旋律，更是“外部世界”本身混沌而真切的声响。开放，在史书里是宏大的叙事；在这些纹路里，却是一次次小心翼翼的降落，是耳朵先于脚步的远征。我们如饥似渴地吞咽一切陌生的音符，如同吞咽知识、技术与未来。那杂音，是两片海域初次交汇时的咆哮。
我将唱片轻轻收回封套，像合上一本刚刚读完的、激动人心的日记的某一页。那“沙沙”的底噪，似乎还萦绕在空气里，不再觉得刺耳，倒像是那个勇毅年代背景里，一片永远值得纪念的海浪。而我们今日耳中的“清晰”，或许正源于那最初勇敢吞咽下去的、嘈杂而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