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影节结束，没有直接返回合肥，而是先回趟老家宿州，在老家待了不到三天。从北京到宿州，整个华北平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地里一望无际的小麦，穗子青绿饱满，正处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很大，早上起来，屋檐下的小燕子成群结队，叽叽喳喳吵得根本睡不着觉。屋子外面远处望去，贴近土地的部分总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地上的小麦和野草都挂满了露水，空气湿润清新。相比北京的燥热，这里很是舒心。

这次回老家主要是参加侄子的婚礼，其实平时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父亲一直在张罗，不需要我过问，但是这次父亲非常严肃的说这次你必须亲自回来，因为这是自己家的事儿。

新郎是我大伯的孙子，记忆中他还是个孩子，如今也都结婚了。新郎新娘办的是明制婚礼，新郎官骑马迎亲，新娘八抬大轿。看着新人复杂的婚礼流程，让我这个已婚多年的深度社恐人士看得有些害怕，主要是担心可能会社死吧。新郎刚大学毕业，新娘是小学教师，言语很是体面。看着新人的婚礼，我并不羡慕婚礼本身，但现场散发出的「幸福」的感觉，很难不让人心动。在旁边鼓掌的我，记忆有些模糊，从前的记忆一幕幕闪过，再次印证自己真的变老了。

新郎的父亲是大伯的二儿子，我喊他双城哥，也是我小学「半年级」的老师。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半年级」，我们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年纪小的先去读一年半年级，再进入一年级。我记忆中他就教了一年就去做生意了。据我父亲说，当时工资很低，只有400块钱左右，他头脑又好，想着不如去做点生意。

于是，他就在我们村的集市上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生意。做的生意一直在变，但是他确实很有生意头脑，总是能抓住时下的潮流，从文具到教辅，到超市，再后来成了附近十里八村的电信宽带代理。人也很热情，附近十里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生意一直很好。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记忆中父亲经常让我过去帮忙。今年过年请他来家吃饭，他很自豪地跟我说，咱们附近几个村的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候的双城哥年轻帅气。别人总说生意场上的人总是精于算计，但是双城哥不是，他不仅生意上游刃有余，做事也踏实，为人处事面面俱到。他鲜少直接参与家族事情的管理，这方面一直都是更为沉稳的大哥在把控。我作为同辈兄弟几个人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年纪大了，大哥一直希望我能接替他撑起家族的事情，但是也知道我沉默寡言，不善于处事，只希望我多回来看看父母还有大伯。

大伯和我父亲是亲兄弟，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但是爷爷家里贫困，父亲没有大伯幸运，只读完了小学一年。大伯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为人憨厚，温润儒雅，从不惹事，颇受村里人的尊重。我们兄妹三人的大名也都是大伯给起的：大姐*淑云，二姐*淑萍，我*春雷。每当别人喊我的名字，我还是会想起大伯。

我小学四、五年级的语文都是大伯教的。我记得很清楚，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生源比较多，教室不够用。学校在几公里外的初中对门，也就是村里的国家粮库的门口租了两间房子。我们的“教室”成了小学的“飞地”，在这间前后漏风的教室完成了一年的学习。当然也不存在办公室一说，大伯和数学老师就在教室的后排摆了一张桌子办公，学生上课和老师办公都在同一间房子进行。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像被遗弃的孩子，至今想起来当时的环境，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了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获得其他孩子无法获得的自由。

去年国庆回老家待了几天，父亲说大伯得了老年痴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我拎了东西去看望了他，陪他坐下来聊了会，从小时候的回忆到美国经济战争，他的记忆还在，仍然坚持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他不知道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只是说自己“脑子不够用了”，不时地叹气，更多的感觉是给家人添麻烦了。一想到看了这么多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电影，但是看到身边的亲人要经历这种痛苦，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难受，甚至说不出一句有效的安慰的话。

这次结婚的新郎是大伯的孙子，大伯也过来了。新郎新娘给大伯磕了头，大伯递上了红包。这次见面相比去年，大伯又苍老了一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他的记忆明显大不如前，听力也不如前。听着他前一句说着自己吃了什么，后一句问我，儿子为什么没带过来。

这次回家，明显感觉自己熟悉的人都变老了，只有我似乎还是显得不够成熟。酒席间，那些陌生的新鲜面孔，竟是自己小时候看着长大的孩子，突然都变成了大人，完全变了模样。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让人印象深刻，按照老家的说法，能撑住场面了。

临走前，跟双城哥和大哥告别，大哥处事依然稳重，「这两天你也辛苦了，路上注意安全」，能得到大哥的肯定，内心很是欣喜。

老家的景色，还是熟悉的景色，老家的人却变得陌生了。
而我似乎还在沉浸在过去的人和事，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大伯，大哥，双城哥、父母撑住这个家里的里里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