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所长诱未成年人吸毒被判5年#【#反思派出所副所长诱人吸毒案#，改进单一导向的考核机制】#畸形KPI催生钓鱼执法#为了完成“查处任务”，江苏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竟“设计”圈套，诱导6名未成年人吸毒。据媒体报道，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被判刑5年。派出所民警，而且还是负责人，诱骗未成年人吸毒，目的只是完成其所谓的查处任务，这是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更是知法犯法、执法犯罪。据法院判决书显示，2024年1月，马某为完成涉毒查处任务，将含有某种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电子烟交给社会人员徐某，徐某在宾馆诱骗六名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之后联系马某将六人查获，一套“组合拳”下来，一起虚假涉毒查处案件就此办结。

刑法明确，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毒品的被害人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负有打击涉毒犯罪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之，一个案子满足了最高法《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相关罪名的两项“情节严重”情形，本案一审对被告人马某的量刑，符合法律所涉从重的要求。社交平台网友对“判轻了”的讨论，可能是对于“两条从重情节都无法顶格判决”的一种公共焦虑。

两个从重情节，执法人员个案司法是如何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的判断，秉持司法详尽说理的要求，裁判文书（以及后续的法官释法）有必要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来实现司法判决的普法目标，“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围绕副所长“诱人吸毒”案例的公共讨论，特别是判决书所载明被告人“为完成涉毒查处任务，罔顾法律底线与职业操守，精心策划违法行径”内容，舆论对禁毒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畸形KPI考核压力，只重结果数据、不看实际治理能效的扭曲政绩观多有鞭挞。确如所述，盲目推行破案量、查处率至上，极易激发具体执行者内心的恶，出现钓鱼执法、杀良冒功的极端个案。

必须强调，无论考核标准如何不完善，上级压力如何巨大，都不是个人为完成指标滥用职权、诱人犯罪的理由，但在对个案做复盘和反思的过程中，首先得通过司法详尽说理向社会公众明确，判决书所言“完成涉毒查处任务”不能在客观上成为其情有可原、未顶格判刑的酌情依据。

同时，刑事案件之外的行政责任追问也有深入的必要。一地禁毒工作的开展成效应该如何认定、考核，对于吸毒人员的发现或减少数据应当有综合性的评估，要看增量不能只看存量，不能循着“发现越多，业绩越好”的粗放路径一条道走到黑。国家禁毒办通报的2024年以来禁毒工作情况显示，隐性吸毒人员的发现查处力度在不断加大，2024年，全国共查获吸毒人员19.3万人次，但同时也明示列举了包括深化“清源断流”行动、毒品预防教育、制毒物品监管在內的全流程工作，摁住一个单一科目去盲目追求数据成效，显然不仅不科学，也着实荒腔走板。

保一方平安才是衡量公安工作最根本的标准，任何单一的数据都不应该拥有“一票否决”一项工作的效力。此案也启示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导致公职人员铤而走险的压力传导机制，让畸形的考核考评排名从根子上得到反省，让扭曲的政绩观得以纠正。编辑：张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