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运中断对不同经济体的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各自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位置，虽然供应链咽喉被越来越多地视为通胀的重要来源。由于运费受供需共同驱动，且现实航运市场中绝大部分运力通过中长期合同锁定，现货价格仅反映极小部分的边际交易，价格波动掺杂了需求变化与预期因素，从而削弱对外生供给扰动的识别能力。
这篇将关注点从价格转向数量，利用IMF PortWatch数据库，构建一个基于数量的海上供应冲击指标（Maritime Supply Shock），将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间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的月度船舶通行量作为核心变量，刻画物理运输能力的变动，并对中国、欧盟和美国分别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符号约束与叙事约束结合的方式识别冲击类型，使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以及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得到区分，识别的核心逻辑在于生产者价格的方向性响应。
实证结果呈现鲜明的区域异质性，中国是典型的成本推动传导路径，船舶流量下降迅速抬升生产者价格，并在较短时间内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其全球制造中心的结构地位相一致。欧盟的生产者价格反应显著且持久，但消费者价格的上行明显滞后且有较强的缓冲能力，延迟反应可能来自库存调节与需求弹性的共同作用。美国则出现了最反直觉的结果，当咽喉要道受阻时，美国消费者价格短期内不升反降，这一通缩效应的机制是贸易重组。
美国的意外受益效应来自于全球贸易网络的自发重组。当亚欧主航线受阻，东亚出口商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大幅上升，部分货物流被转向太平洋航线，短时间内增加对美国市场的供给。在需求未同步扩张的前提下，有效供给的提升带来价格的下行压力。然而当冲击发生在港口层面而非咽喉要道，这一机制将发生逆转。港口拥堵直接限制出口能力，贸易重组的通道被关闭，三大经济体同时面临供给收缩的压力，美国的通缩效应消失，转而出现明显的通胀冲击。
冲击的地理来源决定了其宏观传导的方向与强度，将不同类型的海运中断混同处理，极易导致对通胀来源的系统性误判。欧盟对海上供给冲击最为敏感，其生产者价格波动中有相当比例可由此类冲击解释，反映出对关键航线的高度依赖。中国处于次高水平，体现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美国的敏感度最低，其价格波动更多由内部因素或其他外部冲击主导，海运中断对其影响具有明显的情景依赖性。
劳动力市场整体表现出价格波动大于数量波动的特征，海上供应冲击对就业的影响相对有限；工业生产与全球指标的同步性支持模型设定；运费价格指数无法有效捕捉外生的海上供给冲击，采用数量指标是更优选择；供应链冲击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只有在持续性约束累积的情况下，运价才逐渐调整至新的均衡水平。#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