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北宋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苏轼、赵霖等人论太湖水利及地方志等记载，自吴越降宋(978年)后三十余年，塘浦圩田开始暴露问题，其后百余年内太湖下游长期交织于洪涝漫澜的严重状态中，为塘浦圩田系统破坏的总暴露。
破坏的原因很多，最初是从破坏唐以来的堤防堰闸之制及懈废吴越撩浅制度开始，以后水利失修，加上其他原因，破坏继续在发展。圩田体制在吴越末期原已孕育着分裂破坏的因素，北宋接管以后，水利以漕粮、纲运为中心，对自发破坏的现象放任不问，堤防堰闸势必被感到对自己不利的人加重了破坏。吴越降宋后十一年(端拱二年，989年)，转运使乔维岳也参加了破坏工作，“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吠浍之利，姑务便于转舟楫，一切毁之1”。毁去若干堤防堰闸，只顾目前航运的便利，又不继以经常养护之制替以后着想，这样做了之后，更促使豪强地主借端加速破坏。】

【根据以上资料，可见北宋自接管吴越后三十余年起直至赵霖时，苏、湖、常、秀诸州低地长期漫在旧潦新涨间歇性成灾的环境中，延续时期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亦即超过吴越全期，占北宋全期的三分之二。遇到特大洪水，更无法抗御，不但淹没圩区，还会危及村庄。低田如此，高田当然也就多旱灾。经过疏治之后，某些地区好一些，但看来是不久又恢复原状，所以才有这样相继不绝的连年连片大水的描述。在此期间较大水旱灾三十一次，平均三年多就有一次，远远超过吴越时十七年一次的频率。】
——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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