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记录，很多是经过宋人整理的。而唐宋之际的文化变革就剧烈。很多唐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宋朝的人就觉得无法理解，因此有所删改。所以真实的唐代文化，和我们后世理解的“传统文化”相当不一样。

李勣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这段话宋以后很多人解读过。有人认为这是李勣早年被迫当强盗，晚年悔恨；也有人说这是自嘲。其实李勣少年时代家里很富有“家多僮仆，积栗数千钟”。他加入瓦岗寨也不是被生活所迫，就是正常的职业发展——没正常渠道从军了就去加入叛军——而且当时至少十七八了。所以其实他说的就是当时军功贵族少年时的常见生活，没事杀杀人跳跳舞，跟富商人妻谈恋爱骗个零花钱，等胆量武艺都练出来了，再去从军当大将。李勣一进入瓦岗寨立刻带人去到处抢劫富商。这种思路一般的绿林好汉没有，所以瓦岗寨在隋末壮大起来很快。他说的就是简单的对人生的概括，也是当时军功贵族常见的人生轨迹。他临终前说自己老了“为此大无赖之事”也很难说是看透了什么：早知道当官这么麻烦，还不如在瓦岗寨轻松快活呢。

欧美史学界总是想把隋唐和草原文明联系起来，根本原因也在于这段历史展示出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刻板印象中的差距太大。后人解读唐诗总是南辕北辙，原因也是对这种文化太隔膜。

今天我们看到的唐人的画像，多数也是后代主要是明人画的。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差距整体都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