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聊东夷与当代汉族。
今天说起山东半岛，那是汉族的腹地，但是这地方上古叫“东夷”。
老规矩，先找个熟人。
从后羿说起。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初年。太康失德，荒于田猎，久出不归。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趁虚而入，率部入主夏都斟鄩，废黜太康，先立其弟仲康为傀儡，后干脆自立为王，取代夏朝统治数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夷人代夏”——不是来自西边的戎狄，不是来自南边的苗蛮，而是来自东方海滨的东夷人，用武力夺取了华夏正统。
但后羿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他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英雄。传说帝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后羿弯弓射日，一连射落九日，留一日普照大地，天下百姓得以存活。他又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在这个神话里，他不是篡位者，是拯救苍生的英雄，他的形象是挽弓搭箭、仰望烈日的东夷战士。
这个双面后羿——既是拯救人类的射日英雄，又是篡夺夏政的夷人首领——恰好揭示了东夷在华夏历史叙事中的全部复杂处境。他们是英雄，也是异类；是拯救者，也是入侵者；他们的文化被华夏吸收、升华、奉为圭臬，他们自己却被华夏史书反复标记为“夷”。
而“夷”这个字本身，才是整个故事最深的伏笔。
《说文解字》说：“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大”是一个伸展双臂的人形，“弓”是弓箭。所以“夷”不是贬称，它是一个象形兼会意的符号，画的是一个背着大弓的东方人。东夷人发明了弓箭，他们的箭镞在骨头上磨出倒刺，他们的弓在跨湖桥出土的独木舟旁沉睡了几千年。这个字后来被赋予了种种复杂的含义——“夷狄”、“蛮夷”、“鄙夷”——但它的字形本身不说谎。
它记录的是创造者，不是被歧视者。
一、海岱之间：考古学里的东夷世界
东夷不是一个单一民族。“东夷”是华夏对东方族群的统称，北起辽东半岛，南至江淮之间，东临黄海，西接中原，以泰山、沂蒙山和胶东丘陵为核心的这一片山海之间的土地，古称“海岱”，是东夷文明的核心舞台。
《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夷之“九”，在古汉语中是虚数，意思是“很多”。这些被统称为“夷”的族群，各有种姓，各有领地，各有图腾，但在考古学上，她们被一条从未中断的文化序列连接在一起。
这条序列从东到西，跨越数万年的海岱记忆。在第一把石斧在沂源猿人粗糙的掌中裂开大地时，这片土地便埋下了文明的种子。随后是距今八千五百年的后李文化，目前海岱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石磨盘、石镰、陶器。接下来是距今七千三百年的北辛文化，陶器从夹砂厚胎向泥质细胎演进，磨制石器更加发达，农业生产愈发成熟。
然后是距今六千二百年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是东夷文明走向成熟和繁盛的里程碑。这个阶段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白陶、玉器、象牙器，墓葬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少数大型墓葬中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包括玉琮、玉钺、象牙梳、镶嵌绿松石的骨雕——这些器物后来被商周文明吸收、升华，成为华夏礼制的核心符号。大汶口最具象征意义的器物是陶鬶：三条袋足，细长的流口，整体造型像一只昂首鸣叫的鸟。东夷人崇拜鸟，他们把日常生活里最常用的煮水器做成了鸟的形状。后来这种陶鬶被商人和周人吸收，青铜盉就是从陶鬶演变而来的。
距今四千六百年，大汶口文化的后裔进入龙山时代。山东龙山文化是东夷文明的巅峰。这个阶段最著名的成就是蛋壳黑陶：器壁薄至零点三毫米，黝黑发亮，叩之如金石之声。这种陶器的制作技艺，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无可匹敌。龙山时代的城址建设更是蔚为壮观：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临淄桐林、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冈、五莲丹土，一座座古城在泰沂山南北两麓拔地而起。其中一个城址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城墙夯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出现了版筑和集束棍夯的先进工艺。
龙山之后是岳石文化，距今三千八百年到三千四百年，大致对应中原的夏代和早商。岳石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以独特的半月形双孔石刀和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著称。城子崖遗址的岳石文化北城门由三个城门构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门三道”式城门，成为后世宫城和都城城门制度的雏形。岳石文化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在成套化方面领先同时代的中原，城墙夯筑技术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二、弓与鸟：东夷文化的核心基因
我们要理解东夷在华夏文明中的位置，必须先理解两个核心符号：弓和鸟。
弓是东夷的物质标识。后李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细石器箭镞，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箭镞从骨制升级为磨制石器再升级为青铜。东夷是中国最早大规模使用弓箭的族群之一，也是最早把弓箭从狩猎工具升级为战争武器的族群。“夷”字的构造本身就透露了这个秘密：一个人背着一张弓。华夏人命名东夷时，把弓箭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这不是贬低，这是一种沉默的致敬——命名者在告诉后人：那些东方人，是造弓的人。
鸟是东夷的精神符号。在整个海岱地区的考古遗存中，鸟的意象贯穿始终。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塑成鸟形，龙山文化的鸟喙足鼎三足外撇、足尖翘起如鸟喙，鸟形玉饰、鸟形骨雕比比皆是。到了文献时代，东夷的鸟崇拜有了更完整的表达。《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春秋时郯国国君郯子到鲁国访问，鲁昭公问他少昊氏为什么用鸟来命名官职。郯子回答：“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然后他历数了二十四鸟官：凤鸟氏掌管历法，玄鸟氏分管春分秋分，伯赵氏分管夏至冬至，青鸟氏分管立春立夏，丹鸟氏分管立秋立冬；至于军政，祝鸠氏掌土地与教化，鴡鸠氏掌军事，鸠氏掌手工业，爽鸠氏（鹰）掌司法，鹘鸠氏掌日常事务。这些官职实际上是氏族的名号，而诸鸟名实际上是各氏族的图腾。这是一套以鸟类为组织原则的原始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鸟图腾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它进入了华夏王朝最核心的神话叙事。商族以玄鸟为图腾。《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载得更为具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简狄吞了玄鸟的蛋，生下了商朝的始祖契。这是华夏正统王朝的起源神话，而这个神话的核心——鸟——来自东夷。
秦人的祖先也以鸟为图腾。《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就是秦人的始祖。同样的吞卵生子神话，同样的玄鸟，同样的东夷基因。秦国嬴姓，嬴姓正是东夷最重要的姓氏之一，源自少昊。所以秦人虽然后来西迁到甘肃、陕西，成为“西戎”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祖先在东边，在泰山脚下、黄海之滨的东夷部落群中。
三、夷夏东西：傅斯年的洞见与中国上古史的基本结构
1931年，傅斯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夷夏东西说》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考古界挖出一座完整的龙山古城。
傅斯年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中国上古史的主导结构，不是南北对峙，而是东西并立。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以黄河、济水、淮河流域为舞台，地理形势主要是东西之分，分为东部的诸夷（以山东半岛海岱地区为核心）与西部的诸夏（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两大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这个框架一下子解释了很多之前解释不通的问题。为什么夏朝的都城一直在中原西部移动？为什么商朝的核心在山东和河南东部？为什么周人自称“有夏”，从西边打过来征服了商人？为什么周武王伐纣以后分封诸侯，最重兵部署的地方是山东？因为山东就是东夷的老巢，也是商人故地的腹心。周人打败了商，但不敢放松对东夷的警惕。
傅斯年的洞见——东西二元——至今仍然是理解中国上古史最有效的视角。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战国，东夷与华夏始终处于双向的互化融合过程中。这种融合既有“嵌入式”——一方迁徙到另一方领地后通婚混居；也有“冲撞式”——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兼并和文化交融。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是单向同化，而是双向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海岱东夷则越来越少，到秦汉时期，海岱东夷已完全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四、商与夷：玄鸟之裔的华夏之旅
在夷夏东西的结构里，商朝占据了最微妙的位置。
商族本身就是东夷的一支。
证据是多重的。
首先是图腾。商族的玄鸟神话来自东夷鸟图腾，这在上文中已有详述。
其次是语言。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系渔猎部落，其语音以开口小、不送气的辅音为特征，而以西周为代表的西羌系游牧部落则开口大、送气音多。周人统一天下之后，商周两种语音体系发生融合，共同构成上古汉语音系的基础。这意味着商族的口语——今天早已不存——曾经深刻地参与了汉语基本音韵结构的塑造。
然后是文字。甲骨文不一定全是商人发明的，但商人把甲骨文发展到了一个成熟体系，这是没有疑问的。而在商代甲骨文中，“夷方”（人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商王多次征讨夷方，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王征夷方”的记录——这说明在商人的认知里，夷方和商族是不同的。商族认为自己比海岱的土著夷人更“华夏”一些。这恰恰符合夷夏互化融合说的预判：商族本身是东夷中较早进入中原、较早与华夏集团接壤并受华夏影响的一支，当他们建立起对中原的统治之后，他们反过身来把仍然留在海岱老家的同源族群标记为“异类”。这是古代政权都会犯的识别错误：你走了出去，回来时已不认得你留在原地的兄弟。
商朝对东夷的高压统治激发了尖锐的矛盾。商纣王末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周武王趁商军主力征讨东夷之际，联合西方诸侯突袭朝歌，纣王败亡。东夷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他们既是商朝常年征讨的对象，又在客观上耗尽了商朝的军事资源，为周人的崛起提供了战略窗口。
周人取代商人之后，对东夷的政策在军事弹压和政治分封之间摇摆。武王伐纣不久即去世，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东夷的徐、奄、薄姑等国纷纷响应。周公东征，三年始平。《诗经·豳风·东山》唱的是东征士兵还乡时的心境：“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东山，就是泰山。泰山以东，就是东夷最古老的腹地。
五、齐鲁之封：海岱地区的华夏化与东夷的文化逆袭
周公平定东夷叛乱之后，做了一个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战略决策：把他的长子伯禽封到奄国故地，立鲁国；把伐纣第一功臣姜太公封到薄姑故地，立齐国。
鲁国是宗周礼乐在东方的据点和展示窗口。伯禽带去的是全套周礼：官制、服制、祭祀制度、婚丧礼仪，一应俱全。鲁国对东夷的政策是“变其俗，革其礼”——用周礼替代夷礼，用周制覆盖夷制。所以后来鲁国成了礼乐文化的中心。这个选择非常彻底：消灭夷礼，保存夷人，把夷人的土地变成周礼的试验田。
齐国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就国时，“因其俗，简其礼”——保留东夷原有的风俗习惯，把周礼简化、灵活化，大规模吸收夷人进入齐国的政治军事体系，利用本地丰富的鱼盐资源和发达的工商业基础。结果就是齐国迅速强盛，到齐桓公时成为春秋首霸，而鲁国始终只是一个二流国家。齐国从周初到春秋，吸收的东夷遗民数量远超鲁国。大量东夷人精于冶铁、煮盐和纺织，这些技术被齐国完整保留并大规模推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经济最发达的诸侯国。
鲁国先解决了上层建筑的夷夏整合。齐国的国力建立在夷人经济传统的直接转化基础之上。两者合力推进了海岱地区的华夏化进程：政治上，周人的分封体系覆盖了整个山东；经济上，夷人的盐铁产业和农耕经验被编入诸侯国的财政体系；文化上，齐的开放与鲁的保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内在张力。
而催生这种张力最终结晶为一种崭新文明形态的关键人物——孔子——正是鲁国曲阜人。他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宋是殷商嫡传。孔子临终前说：“予始殷人也。”他死后，弟子们以殷礼和殷人服色为他治丧。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在齐鲁传播最广的那一支最终主导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的道德话语。
六、秦之西来：嬴姓东夷的帝国崛起
秦人的祖先是东夷。少昊嬴姓，秦人嬴姓，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史记·秦本纪》开篇就说秦之先祖颛顼之苗裔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佐禹治水有功，舜赐其嬴姓。这就是秦人嬴姓的起源，也是秦人东夷身份的初代注脚。
但秦人的迁徙之路比其他东夷支系漫长得多。夏商之际，嬴姓各部逐渐分散：一部分留在山东和江淮故地，成为徐、郯、奄、莒等东夷邦国；另一部分则不断西迁，最终落脚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成为为周王室牧马的“秦嬴”。从《史记》和清华简的记载来看，秦人的祖先曾在夏朝末年离开山东，先到山西南部，再越过黄河进入关中，最后在商末周初的西戎之乱中被迁往陇西。西迁的秦人在陇山以西生活了几百年，与西戎各部犬牙交错地混居，风俗越来越羌戎化。《史记》说秦人“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中原诸侯根本不把秦国当华夏，管它叫夷翟。嬴姓本来是东夷的王姓，但经过数百年的西迁和边地生活，这些东夷后裔已经被中原人彻底当成西方异族了。
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率兵护送有功，平王将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国，说了一句在秦国历史上最关键的话：“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国拿到了周王室的授权，开始大规模吞并西戎。此后数百年，秦人从陇西一路向东推进，灭国无数，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中国统一。
秦帝国的制度底色，有极其浓厚的东夷基因。最核心的是郡县制。郡县制的萌芽不是在中原，而是在楚国和秦国——两个长期与蛮夷打交道、疆域不断需要弹性调整的边地强国。秦人征服一片地区后，不搞分封，而是设郡设县，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吏。这种制度在社会组织层面的意义是双重的：它对所有纳入帝国的居民一视同仁，不同你是华夏是戎狄，只要你被编入郡县的户籍，你就是秦人。这正是秦人身为东夷后裔又在西戎地区生活数百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早就习惯了与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族群混居，知道分封制对控制异族地区不灵，只有郡县才能把不同族群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实体。
秦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货币。这四统完成的不是技术标准化，是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全部强行纳入同一个文明语法——汉字。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帝国是东夷人创造的。创造者的祖先是东夷人，创造者的姓是嬴——少昊传了几千年的嬴。
七、基因：古DNA揭开的东夷血统图谱
近年来的分子人类学，特别是古DNA研究，让我们第一次可以在生物层面追踪东夷人的去向。
最新的关键发现来自2024年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联合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烟台市博物馆等13家单位在《当代生物学》上发表的《新石器以来山东地区人群的遗传史》。这项研究首次获取了山东18个遗址的69例古基因组数据，对六千年以来山东人群的古基因结构做出了清晰的分析，结论极为丰富。
第一，山东龙山文化人群在遗传上基本（85.2%-100%）继承自大汶口文化人群——也就是说，大汶口到龙山这两千多年间，海岱地区的居民保持了非常高的遗传连续性，东夷人的Y染色体在这片土地上以压倒性比例延续着。
第二，大汶口文化人群中已经有大量黄河中游仰韶人群的遗传成分，部分遗址的个体可以仅由仰韶人群的祖先成分模拟出来，这说明早在距今六千年左右，中原人和东夷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血缘交流，比商周早了两千年。
第三，大汶口文化某些遗址的人群含有12.9%-17.6%的中国南方古代人群成分——最早在距今五千六百年左右，南方人已经到达山东。
第四，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组（傅家、五村、大汶口遗址部分个体）需要额外22.2%-40.8%的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模拟才算完整——这些土著猎人就是东夷人的远古底层。
基因分析同时表明，他们在遗传上更接近东北亚人群——这推翻了此前关于山东史前人群可能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猜想，说明东夷土著的体型高大来源于东北亚古老人群的本土演化，与高加索人无关。
综合现有分子人类学研究，东夷人群的主流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非常清晰：O2-M122，尤其是其下游的O2a2b1a1-M117和O2a2b1a2-F444等支系，以及002611和M134等下游分支，在东夷人群中占据核心地位。其中002611这支距今约一万一千年前起源于中国中东部的单倍群，在当代汉族中占比最高。换言之，东夷人与古西羌人共享同一个父系祖先O2-M122，两者在基因上几乎无法区分，本身就同属一个更大的祖先群体，只是在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分居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文化系统，最终在华夏形成的过程中重新融合。
商周以后，山东人群进一步受到中原人群的影响。秦汉之后，山东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基本上与现代山东人群一致。这意味着，从大汶口文化到秦汉，大约用了四千年的时间，山东人群完成了从东夷基因池到现代山东汉族基因池的遗传演化，东夷人的祖先成分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基因漂移和人群通婚，被纳入了更大的基因池中，最终沉淀为当代汉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东夷人的基因仍然在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的汉族人群中有大规模的遗存分布。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华北或江淮地区的汉族人，你的Y染色体有极大的概率来自六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东夷先民。
八、语言：东夷语音如何改变了汉语的声韵面貌
东夷人对汉语的语音贡献，同样有迹可循。
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系渔猎部落，其语音以开口小、不送气的辅音为特征，这是因为围捕狩猎需要轻言细语——猎人靠近猎物时不能发出大的气流声和摩擦声；而以西周为代表的西羌系游牧部落，则开口大、送气音多，这是因放牧需要大声吆喝。
两种语音系统在周朝统一天下后发生融合，加上周边其他族群语音的不断参与，产生了新的语音合成，最终定型为上古汉语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敷奉微”这四个声母的分化。南北朝以前，北方汉语双唇塞音p和p'没有分化出唇齿擦音f；但在山东和江淮地区——恰恰是东夷故地——p和p'很早就开始向f演变。这种演变不是从长安和洛阳发生再向各地辐射传播的，而是先在山东和江淮出现并流传，然后才逐步扩散到整个北方汉语。
这正是上古东夷语音体系在后世的汉语中留下的永久印迹。
证据链还不止于此。现代山东地区的方言——尤其是胶辽官话和冀鲁官话——至今保留着一些与普通话差异极大的语音特征，比如古入声的分派方式、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路径，都与河北、河南、山西的相邻方言不同。而胶东半岛地区在东夷时代是莱夷的聚居区，是东夷文化核心区中最后被华夏完全覆盖的边缘地带，语言底层保留最顽固的正是这种地理边缘区。
九、姓氏：东夷后裔的十个当代大姓
东夷人的姓氏体系非常古老。研究者指出，东夷人的部落按姓氏划分，主要为风、姜、嬴、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详细列举了春秋时期仍存的东夷诸姓及其分国：风姓为太昊之后，包括任、宿、须句、颛臾，均在山东；嬴姓为少昊之后，包括秦、赵、梁、徐、郯、江、黄、葛、糜；己姓有莒；任姓有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四国；姜姓为炎帝之后，包括齐、申、吕、许、纪、州、向——所有这些都在东夷的范围内。其中嬴姓的分支最为庞大，对后代的影响也最为深远。下面逐一追溯各姓的东夷渊源。
嬴姓是东夷的核心姓氏，直接源自少昊。司马迁说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嬴，伯益的子孙后来分封为徐、黄、江、郯、葛、费、秦、赵、梁、谷等十几个小国。嬴姓后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秦朝灭亡后，嬴姓公族大部分被诛杀或隐姓埋名，但嬴姓的分支赵氏——秦公族和赵公族同源——却在汉代以后大规模扩散到全国。嬴姓在当代虽然罕见，但其派生姓氏赵、徐、黄、秦、梁、马、缪、谷等加起来以千万计。
风姓是东夷最早的姓氏，源自太昊伏羲氏。春秋时期的任国（今山东济宁任城区）、宿国（先都山东东平后迁今安徽宿州）、须句、颛臾，都是风姓国家。今天任姓和宿姓虽然是罕见姓氏，但它们的主源就在太昊伏羲氏的东夷风姓部落。
姜姓始终处于华夏政治体系的顶层。姜姓是炎帝之后，炎帝部落本身就是古羌人的一支，而古羌与东夷共享O2父系基因，属于同一棵大树分出来的两根枝杈。
任姓是大姓。任姓至少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黄帝之子禺阳封于任国，二是太昊风姓的任国，三是东夷诸部中独立存在的妊姓部落。今天任姓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分布极广，其中相当部分的祖上就是东夷风姓或妊姓部落。
薛姓也来自东夷系统。薛国始封于夏朝车正奚仲，国都在今山东滕州，历经夏商周三朝，至春秋末年被齐国吞并，子孙以薛为氏。奚仲的姓氏，古书或谓任姓，或谓妊姓，其国在山东南部的东夷核心区，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可以明确归入东夷范畴。今天薛姓遍布华北和东北，其中鲁南苏北薛姓的族谱至今仍可追溯至古薛国。
徐姓是嬴姓最著名的分支。徐国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与商朝关系密切，周初曾联合奄国和薄姑反周，被周公镇压，但徐国并未灭亡，春秋时期仍频繁见诸《左传》。徐国的位置在今天的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后为吴国所灭，子孙以徐为氏。徐姓在当代排名中国前二十大姓氏，人口超过两千万。
黄姓也是嬴姓分支。古黄国在今河南潢川西北，春秋时期被楚国吞并，子孙以黄为氏。现代黄姓在中国南方尤其集中，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黄姓人口占据该姓全国的绝大多数。南方黄姓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古黄国的嬴姓后裔南迁，这些嬴姓后裔在漫长的南迁过程中与当地百越和苗蛮人群通婚，最终形成了今天南方黄姓庞大的人口基数。
江姓同样是嬴姓分封国，古江国在今河南正阳，灭于楚，子孙以江为氏，当代江姓人口约四百万，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葛姓亦出嬴姓，古葛国在今河南宁陵，葛姓在当代虽然不算大姓，但在豫东、鲁西南一带高度集中，恰是古葛国故地的核心区域。
另外还有一些东夷姓氏很少被注意。莒姓，为东夷莒国之后，莒国在今山东莒县，己姓，春秋末灭于楚。莒姓在当代极为罕见，因为其子孙多数在国灭后改为他姓，但其血缘通过吕姓、曹姓、纪姓等本地区常见姓氏留存了下来。钟离姓，出自嬴姓，古钟离国在今安徽凤阳，春秋末为楚灭。
十、宗教与民俗：鸟图腾与太阳崇拜在当代汉族中的遗存
东夷人的精神世界以鸟图腾与太阳崇拜为核心。
秦帝国灭亡后，鸟图腾的官方地位随之消退，但鸟崇拜从未从中国的民间精神世界中消失。直到今天，凤凰仍然是中华民族仅次于龙的象征符号——龙主要来自西羌和北方系统，凤主要来自东夷系统，一西一东，一龙一凤，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双图腾。而这个凤，正是大汶口文化那些作鸣叫状的陶鬶，是龙山文化那些鸟喙足鼎，是少昊在泰山脚下以凤鸟命名百官的那个遥远时代的直接遗产。
太阳崇拜是东夷精神世界的另一核心。《后汉书·东夷列传》说东夷人“以日为神”。太昊和少昊，这两个名字里的“昊”字，就是太阳。东夷人把自己的祖先比作天上的太阳。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纹符号、饰有太阳神鸟形象的器物大量出土于山东、皖北和苏北的东夷墓葬，太阳光芒状的刻划纹反复出现在骨器和陶礼器之上。今天汉族的春节祭祖、清明扫墓，其时间节点的选择和祭祀仪式的基本结构，与上古东夷太阳崇拜的祭祀周期有着可追溯的关联。
十一、结语：东夷是一种参与创造的方式
当我们把上述所有线索连接起来的时候，会发现：东夷从未离开过华夏的舞台。
在考古上，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构成了海岱东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商周绵延不间断的连续序列。
在政治上，商人是东夷后裔，建立了中国第二个王朝；秦人是东夷后裔，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把郡县制推行到全中国，把东夷人几千年来与异族混居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大一统国家的基本行政逻辑。
在经济和交流上，东夷发达的制陶工艺技术和沿海港口体系在汉代以后全部编入中华帝国的经济神经。
在制度上，二十四鸟官是已知最早的图腾官僚模式，对后世天文官和礼仪官的分工有了最初奠定。
在文字上，甲骨文在东夷文化区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东夷符号资源。
在语言上，东夷渔猎部落的不送气轻语音体系与西羌游牧部落的送气重语音体系融合，共同构成了上古汉语的声韵骨架。
在宗教上，东夷的鸟图腾和太阳崇拜经过夏商周三代，最终化为中华民族龙飞凤舞的双图腾结构中最绚烂的那个翅膀。
在姓氏上，赵、徐、黄、江、秦、梁、任、薛、马、缪、葛、谷，十一二个当代大姓，起源直接或间接地剪接到少昊嬴姓和太昊风姓的树干上。
东夷不是一种被他者消化的对象。
如果说羌人从西北高原一路东进打进汉族基因的，是西系的骨骼；那么东夷人就是蹲在泰山脚下、黄海之滨，把自己发明的一切——弓箭、文字、鸟官制度、黑陶冶炼技术、港口贸易、吞卵生子的起源神话——全部交了出来。
东夷就在华夏的内部。
当代汉族这个共同体自始至终有着半壁东夷的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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