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位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向我请教开医馆的事宜,他们都以为我是成功人士,或者,我们医馆在外表看是光鲜亮丽的。对于这一点,我不置可否。
因为我越说我做的不好,大家越觉得我谦虚。
其实,真的不是谦虚。
同样,几乎所有朋友的咨询,我都会给出我的建议,也会分享我的经验。但是,对于纯粹搞技术出身的朋友,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轻易尝试开医馆,太辛苦了。
而且,如果当初的我知道自己未来的经历,打死也不会开医馆。
朋友们也会反问,既然这么感觉到辛苦,为什么不关掉呢?
问的好!
我也经常这么问自己,现在还没有答案。
朋友们,还记得2023年我参加君和堂潘学才兄主办青年中医学术论坛吗?我说我曾得过抑郁症。
来吧,稍稍揭一点点老伤疤,活跃一下节日气氛。
以前的我是不理解人会失眠,也不相信人会抑郁。而在开医馆半年后我终于体会到了。
那时的医馆刚刚起步,一切还算顺利。但是,我们梁山泊式的管理模式却开始出问题,大家内部时不时就要爆发点争议。
我像救火队员一样,常常安抚完这个,再安抚那个。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人事的管理上面。
当然,最可怕的不是琐事多,而是每天都要重复的处理相同的问题,同样的话,隔几天就要再说一次。
崩溃的是,你慢慢的发现,每次的重复,不仅于事无补,还越来越复杂!
同时,财务、工商、卫健、医患关系处理、未来发展方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
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听到电话的铃声,有时电话一响,汗毛都会竖起来。
常常把自己灌醉,嘴里还念叨着: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最终,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申请非遗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自北京学正骨之后,武馆学生、弟子们的骨伤科疾病,乃至他们家人的相关问题,我都包揽了,基本来者不拒。也不收费,就是想着替大家解决问题。
现在想想,这给了我充分的实践机会,同时,也让我开始在小圈子里出名。
渐渐地,武馆常常人满为患,甚至很多人莫名而来,搞得我们的教学都不能正常进行。
于是,我在自家的楼下租了个小房子,开了一个工作室。当然,那时候我还没考医师证,只能用自己的高级推拿师证营业。
后来有朋友建议我申请个正骨类的非遗,我也做了相关的了解,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申请之路。
第一次,我们把资料递交上去,就被打回来,也没有个具体的理由。
第二年又递交上去,还是不接。当时区里一位负责收资料的女孩子对小石讲:你们想都不要想了,即便是资料留下了,你们也不会通过。
哦!我就纳闷了,赶紧找朋友通过关系咨询。区里相关部门的回复是:那么多医院的医生都申请不过,你一个打把式的怎么会通过?
我朋友也很硬气,对区里的相关领导说:我的腰疼,看了那么多专家都没好,郭老师两次就搞定了,难道这还没资格申请吗?
当然,他们也认识,所以敢这么硬。
不过,也就是硬一硬,落到实处还是很不容易。
第三年,有更多的朋友和患者听说我申遗受挫,而加入到助理队伍中。
长话短说:资料、视频在几次补充、退回、修改、再递交到了市里。只等通知,然后就是专家组的考试、评估环节了。
结果,就在签发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郭师傅,你们的项目应该通不过了。
我那你问原因,朋友回答:主管领导觉得你像是走江湖的骗子。
我再问:依据是什么?
朋友回答:没有依据,就是觉得像。
当时我正在广州机场海关教学,听后我愣了一下,然后坦然的对朋友说:好吧,您辛苦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于是我们无奈的挂了电话。
隔了一个小时,朋友又打来电话,对我讲:我刚刚见了主管领导,也详细的汇报了你给我家人治病的经过,和这几年的从医经历。领导说可以给你机会,但你得证明你真的行。
我反问朋友:我怎么证明呢?
朋友也愣住了,回答: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沉默。
难道我要告诉领导,我很牛掰?
事情再次陷入僵局。
后来朋友再次请示,让领导见见我。领导同意了,不过有个前提:展示一下技术,但不能拿他做示范,只有二十分钟时间。
我下课后匆匆从广州赶回东莞,带着小石连夜拜访领导。
领导也不客气,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你,就是你的胡子暴露了你。你留着胡子就是哗众取宠、引人注目、招摇撞骗,真有本事的人,不会刻意在外表和装饰上表现自己的。只有不行的人,才如此。
我只能陪笑道:您说的很对,这个道理我也懂。但恰恰相反,我留胡子就是本我,我如果刮了胡子,才是刻意所为。
领导也没有客套,说道:我很忙,你用五分钟简单陈述一下你的传承、技术特点。另外,你几位朋友极力推荐你,说你治好了他的久治不愈的颈椎病,你就边讲解边示范一下你是怎么治疗的。
我清了清嗓子,不失尴尬的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那比在街头表演还难堪。
把自己的老前辈拉出来吹嘘一番后,我又拉着小石把我们这一流派治疗颈椎病的诊断、治疗思路,手法技巧都示范了一下。
庆幸的是,领导是见过世面的,在我还没有示范完时,突然问我:某某医生你知道吗?他的手法你了解吗?我看你们很像。
巧合的是这位医生我刚好认识,对于他的手法和传承我也做了研究,而且我们的传承体系还很有渊源。于是,我就把我和这位医生的手法特点,以及和我们的异同之处,讲了一遍。
领导一拍大腿,兴奋的说:对,这位医生是我最认同的正骨大夫。我当年卧床不起就是他治好的。没想到你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跟他如此相似。刚好我这两天颈椎有点不好,活动受限。你给我调一下试试。
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
临走领导对我说:你的理论知识、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及表达能力都没问题,我支持你。不过,专家考试和会诊的时候,还要靠你自己。
阿弥陀佛!
这一关终于过去了。
但是,在那一刹那间,我并没有高兴,而是内心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在想,如果一门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衰,或者在一个地方能否受到官方的认可,都要靠一两个外行人,凭主观臆断和好恶而决定的话。这岂不是一种悲哀吗?
我庆幸有几位力挺我的朋友,也庆幸遇到了一位还算内行而且开明的领导——他愿意深入了解我,同时还敢于否认自己固有的观点。这一点,对于体制内的人而言,太难,太难了。
所以,我们后来也成了好朋友。而且,对于他的知遇之恩我一直铭记于心。
言归正传。
我想表达的重点在后面。
回到家之后,我习惯性的练了会儿太极步,然后洗漱睡觉。
奇怪的是,我的眼睛始终不想闭着——脑子非常清醒,身体却很疲惫。
于是起来看会电视,再躺下,还是不行。
然后起来打坐,却发现无论如何静不下来。
由于第二天要去广州上课,所以我不得不逼着自己卧床休息。
印象中我好像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一会,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恍惚之间,我突然感觉自己眼睛非常干涩,右脚也很酸软无力,好像不听自己使唤,心跳加快。
自己搭脉——数、洪、紧。
用绿茶洗眼镜,自己针灸眼睛和腿部相关穴位,依旧无效。而人也却越来越狂躁不安。手不自主的想打墙,想摔东西。
起身在客厅来回踱步,然后走到阳台,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跳下去。而且心理好像有种强烈的感觉——跳下去一定会很开心。
完了,我马上警觉起来——不对,我这是抑郁了。
连忙返回房间,锁上阳台门。
我害怕自己真的跳下去。
突然间,我感觉一下子理解了张国荣,理解了抑郁症自杀者的感受。
此时心跳越来越快,好像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似的。
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我担心有其他情况发生,于是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
急诊医生做了各种检查——除了心率高,一切正常。
医生说:回去观察一下,没啥事。
我苦笑着对医生讲:医生,我说了您别害怕,这会儿我有种想打人的冲动。当然,我能控制住,只是这个太不正常了。
医生紧张的看着我:你是想打我吗?
我连忙解释:不,我想打所有人。
吃饭,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