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说明垄断型公司有系统性的动机对殖民地出口征税，税收的效果取决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经济结构的比较优势：当双方在同一领域共享比较优势时，税收改善宗主国的贸易条件，宗主国有很强的动机去操纵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甚至可能直接禁止殖民地的工业活动；相反，当它们互补时，宗主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印度在纺织业领域是竞争对手；英国取得技术突破后，两者成了互补关系，印度逐渐专注于原材料的生产。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垄断贸易的经济效应，也重塑与东印度公司相关的政治格局。
中国的情况可以看作东印度公司兴衰的超大号镜像。单一主权消除了独立垄断主体存在的空间，转移支付看作补偿受损方的工具，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具有贯彻实力，这是帝国贸易体制在结构上无法具备的制度优势。在理论上，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实现殖民体制永远无法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上，比较优势是被制度通道持续重新分配的结果变量，组织能力决定了比较优势的可见性。是不是可以说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是分配问题，也是生产问题？某省某地的某些产业能力，在市场分割的状态下可能无法达到被价格机制发现的门槛，这时的制度通道就在创造并显现新的比较优势？
制度优势用不用得好需要进一步分析制度摩擦。制度摩擦不只延缓帕累托改进，还可能压制潜在优势的可见性，毕竟机会的窗口期会关闭。信息层面：区域异质性要求政策的因地制宜，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流动、要素价格变化等动态显现央地之间的博弈；制度的可预期层面：由于各方的权责关系并不总是清晰持久，预期稳定性的打折促使市场分割的相对理性策略，东印度公司维持贸易扭曲是为了保护租金，地方维持市场分割可能是为了对冲不确定性；涉及的激励层面的摩擦也最为根本：统一大市场的收益偏分散、长期、难以归因，市场分割的收益对局部而言则是更集中、短期、可在任内直接呈现的，由此产生的软性抵制也更难发现更难避免。
如何平滑这些摩擦考验的是制度建设能力，共同的底层还是缺乏独立的约束机制，决策围绕具体的人事与资源展开，执行的力度如果服从于内外关系，整合进程的每一步都可能走形。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看如何内化或释放局部外部性，也看制度建设能走多深。#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