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中窥探母权社会

《礼记》中有一段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的“大道”指的是儒家所推崇的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当这种制度在推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政务由推举出来的贤能有才干的人处理，大家会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养老和育儿都是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大家各有其职，各司其职，社会边缘群体也都能得到好的照顾，社会氛围和谐淳朴，这就是大同社会。

但是在父权制下，这样的社会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父权制社会不具备实现这些举措的制度基础。

首先，“选贤与能”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选举而不被代劳，每个人对被选之人都十分了解其才干和品德。每个人都直接参与选举，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有示范，确实可行，但选民对待选之人的完全了解似乎很难做到。其他国家有竞选演讲的举措，这是了解被选举的人的一种途径，但是这种政治表演的真实性则不是一两场演讲能反映的，要十分了解待选之人，就必须在透明公开的情况下，让选民长期与其接触，那么可信度就几乎可以确认。但幅员辽阔的国家，政治不可能透明公开，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壮有所用”需要社会所提供的岗位与社会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资源能支撑社会总人口的生活所需，这就要求人类社会需要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来控制人口出生的数量，而人口的生产唯一主体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不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出现，而是作为男性向父权投诚、参与男性竞争的报酬出现的，也就是说，女性没有权力主宰自己的身体，所以只能被迫交出子宫生下孩子来换取生存资源，而父权制的维持和扩张都需要更多人来做武器和肉盾。当无节制地生育使人口超过环境能承担的极限时，各有其职，各司其职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再次“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需要完整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养老、抚幼、恤弱的责任都需要全社会来承担。但父权制以暴力掠取而生，以暴力威慑而存，以暴力侵略而扩大，自始至终都以激发人的恶念去侵犯他人、他族、他国为目标。以人为手段的制度，注定不会重视对老幼病残弱群体的保障，甚至为了不让边缘群体碍事，会直接放弃或人为解决他们。五代时期，以人为军粮就是极端的例子，而如今养老、抚幼、恤弱，绝大部分也都还是家庭内部在承担。

最后，人人拾金不昧，没有私心杂念，这要求社会能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所需，不是一时一日的生存所需，而是坚信无论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个人都会得到集体的帮助而不至于生活困顿，更不至于陷入到生存危机当中。有了这样的信念为基础，人们没有生活之忧，没有生存焦虑，就不会为了保障生存而疯狂聚敛物资，更不会为了生存安全而略取他人的物资，小到内卷、违法之事，大到侵略战争都不会出现。

在父权制下，我们认为难以实现的每一条在母权社会中其实都是已经实现了的日常。

母权社会中人们围绕在母亲身边，组成母系大家族，家族内部成员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家族联合而成部落，各家族部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是互相护卫互助的团体，家族或部落内部完全自治，这就是春秋时期老子回望中的小国寡民状态，也正是因为小国寡民，所以大家互相了解，一起生活，彼此长期相处，族内事务可参询每一个人的意见，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每一条决策的提出都公开透明，可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中不需要所谓精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决策的精英。族内事务公开透明，不可能出现因信息差而滋生腐败和剥削的情况。

母权社会中不存在性别压迫和剥削，女性有完整的生育自主权，不受显性或隐性力量的催逼或抑制。女性会妥善地运用生育这一自然赋予的神圣权力，让人类数量与资源适配，让每个人都能自在坦然地从事喜爱的职业。这时不会出现劳动力冗余、生存堪忧的情况。

母权社会的经济并非交换经济，而是礼物经济，以赠送为表现形式。每个人的劳动所获都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这里的赠送不是平均赠送，也不是强行收缴后的平均分配，而是基于互助互爱的周济和有无相通，结果是每个人都拥有所有人的劳动成果，每个人也都将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其他所需的人。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生活困境并不会成为生存的威胁，因为他知道他的家人会对他施以援手。

当每个人都没有生存的担忧，甚至不会因变故出现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的情况，就不会有聚敛物资的动机，也不会出现欺诈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更不会出现侵略战争，每个人都可以无后顾之忧的选择自己的职业，当然会出现各安其职，敬业乐业的情况。

几千年的父权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一场意外，而这场意外几度将人类拖入几乎灭绝的危机当中。面对父权毒瘤，人类社会将要走向何处？或许我们可以深情回望，并借鉴母权社会，开创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