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书房，翻出了一大堆污渍泛黄的通俗读物，其中有《追风筝的人》，小时候肯定非常喜欢，在扬尘中又读了一遍，怀着把玛德琳蛋糕蘸进茶里的心情，但是那种感觉没有回来，反而觉得惊悚。作为一本主流社会畅销书，它的主要情节推动力却着重刻画（msl）男性内部的性暴力，而且受害者是三个不同的男性，而小时候的我没有能力体会其中的诡异。联系这是一本典型的后911时代的写作（甚至太典型了，它的首版日期是2003年），在《末日巨塔》（虽然我对这本书同样颇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它是关于911最好的非虚构之一）里也涉及msl男性内部的性暴力（并含蓄地暗示911的主谋穆罕默德·阿塔是个txl），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性议题的“关切”背后有一场历史悠久的污名化传统。东方主义的一大策略就是表现该地性道德的异常，从18世纪以来殖民者选择性地夸大奥斯曼帝国烟雾缭绕的宫闱秘事，到新世纪媒体与政治语境中不断被强化的刻板印象，性相关的污名总是具备高情绪唤起、低验证成本、强边界划分和可政治动员的特点，这在《追风筝的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将Taliban塑造成集体从事儿童猥亵行为的恶棍，一方面暗合西方世界对阿拉伯文化长达数百年的想象，一方面将文明社会“最坏的罪行”（炼铜）加之其上，从而展现敌我划分的战争正当性。按照琳达·柯利《俘虏危机》的研究，17世纪初类似的描写便已盛行，对柏柏里和奥斯曼帝国鸡奸的指控遍布当时欧洲男性的公开声明和私密稿件，无论是高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都不例外，琳达·柯利认为，“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这是英国人和西欧人面对伊斯兰世界长期感受到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强烈情感表达，而当人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国军事实力的下降，这种指控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性暴力的受害者书写成了女性，也就是说，不会再对欧洲男性产生威胁。”显然，这个西方悠久的历史传统在911之后美国的文学创作中以变形的面目回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