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莫言"拾麦穗的人"想到的】
文/@加民刘
2012年12月，莫言在诺贝尔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中，向全世界讲述了一个"记忆中最痛苦"的故事：母亲带他去集体的麦田里拾麦穗，被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耳光、没收麦穗，那人"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母亲多年后"宽恕"了那个老人，说"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个故事被广泛传播，包装为东方智慧的宽容与母爱。然而，当我们穿透这层温情面纱，追问几个基本事实——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收割后的麦地属于集体财产，任何个人擅自捡拾都是损害集体利益的偷盗行为；看守人履行的是保护集体财产的正当职责，而非恃强凌弱的暴行；有羞恶之心的人应将此视为羞耻而不愿提及，莫言却将其作为"最痛苦的回忆"向世界展示，其目的不是忏悔，而是控诉那个"不近人情"的集体化时代——便会发现，这绝非简单的个人记忆，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体主义污名化操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莫言的定位是："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这段评语揭示了莫言获奖的真实逻辑：他的作品必须满足西方对中国的"苦难想象"，提供一个落后、神秘、充满压迫与异质性的东方国度。"拾麦穗"故事正是这一逻辑的完美投名状——用微观叙事否定宏观历史，用施暴的集体化身消解社会主义伦理，用永恒的创伤记忆固化对体制的怨恨。
然而，莫言的"拾麦穗"叙事之所以能在国内畅通无阻，甚至成为"文学高峰"的象征，离不开王蒙等文坛权威的系统性误导。王蒙，这位早年以《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沐浴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后的文艺思想与实践却发生了令人警惕的偏移，甚至在客观上成为西方文化殖民思潮的推手，通过对莫言作品的不当推崇，误导舆论与评价体系，削弱了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力量。
一、根源审视：从"座谈会精神"的实践者到潜在背离者
王蒙的早期创作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困惑，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作品的产生与当时提倡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的创作导向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座谈会精神的产物。座谈会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优秀作品。王蒙早期的部分作品，在题材选择和情感倾向上，确实体现了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努力，这也是其当时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与个人境遇的改变，王蒙后期的文艺思想呈现出复杂的嬗变。一方面，他依然时常援引党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对主流话语的遵从；另一方面，在其具体的文艺批评、作品推介乃至个人创作中，一种日益明显的对所谓"文学本体"、"人性深度"、"艺术探索"的绝对化强调，开始凌驾于对作品社会效果、价值导向的审慎考量之上。这种倾向的本质，是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其艺术属性割裂开来，片面夸大后者，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抽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座谈会精神所强调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其后期的某些论述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观。这种观念恰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国门打开而涌入的西方形式主义、新批评乃至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中常见的论调，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消解文艺社会功能、规避历史责任的文化逻辑。王蒙对此类理论的吸纳与转化，虽以"创新"、"探索"为名，实则逐步偏离了座谈会精神中关于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立场，为其后续一系列值得商榷的文艺实践埋下了思想伏笔。
二、核心偏误：对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隐性背离与实践扭曲
王蒙对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背离，并非表现为公开的对抗或宣言，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通过具体话语和实践实现的"柔性背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文艺功能论上，规避"引领"责任，片面强调"多元"与"宽容"。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明确要求文艺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而王蒙在不少场合的论述中，虽不直接否定这些功能，却更热衷于倡导"文学的多元共存"、"理解的宽容"、"价值的相对性"。在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这种不加区分、不论性质的"宽容"，客观上削弱了文艺批评应有的战斗性和原则性，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作品提供了滋生的缝隙和辩解的借口。当文艺批评放弃了对错误倾向进行旗帜鲜明批判的武器时，所谓的"多元"就可能演变为纵容，所谓的"宽容"就可能异化为妥协。
其次，在创作方法论上，以"复杂性"和"人性描写"遮蔽价值判断。深入刻画人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本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王蒙在评价莫言作品时，常常将其对历史苦难的极致渲染、对传统伦理的颠覆性描写、对感官经验的浓墨重彩，简单地等同于"深刻揭示了民族秘史"、"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并以此作为评价其艺术成就的最高标准。这种评价体系，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贬低了作品所可能传递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对集体主义价值的消解、以及对丑陋与阴暗面的过度沉迷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它将艺术标准悬置于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之上，实质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基本要求。
再次，在历史观上，表现出某种暧昧与游移。王蒙的一些言论和作品序跋，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有时会流露出一种"反思"过度而肯定不足的倾向，倾向于将复杂历史进程简单归结为个体的创伤与荒诞。这种历史观与座谈会精神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书写历史、歌颂英雄、弘扬正气的历史观存在距离，更容易与西方某些解构宏大叙事、强调个体碎片化体验的后现代历史观产生共鸣。这种历史观的游移，直接影响了他对描写类似历史时期作品的评价尺度，导致其评价基准发生了偏移。
三、关键案例：对莫言作品的不当吹捧及其严重误导效应
王蒙文艺实践偏差最集中、影响最显著的体现，莫过于其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长期、高调且缺乏辩证分析的推崇。王蒙不仅利用自身在文坛的资历与影响力，在各类媒体、研讨会、序言中为莫言作品"站台"，更将其塑造为中国当代文学"高峰"的象征，其评价往往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这种吹捧产生了多方面的严重误导：
第一，误导媒体与公众认知。在王蒙等名家的光环加持下，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莫言作品时，往往倾向于复制和放大其颂扬性话语，如"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本土经验的完美结合"、"史诗般的巨著"、"深刻的人性探索"等，而对其作品中存在的历史观偏颇、审美趣味上的争议、以及对某些负面价值可能的张扬等问题，则普遍采取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导致公众，特别是年轻读者和海外读者，在接受莫言作品时，首先接收到的是一边倒的赞誉信息，难以形成独立、全面、批判性的认识，客观上为莫言作品的广泛传播扫清了舆论障碍。
第二，干扰上层领导与评奖机制的客观判断。王蒙作为享有较高声望的文艺界前辈，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相关文化管理部门、评奖机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其对莫言作品近乎定调式的褒扬，可能使一些领导同志和评审专家在考量时，更多地关注其获得的国际奖项（如诺贝尔奖）和国内名家推荐，而相对弱化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更高维度进行综合审视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莫言作品应有的、严肃的、建设性的文艺批评未能充分展开，或未能受到同等重视。
第三，瓦解了老一辈作家批判错误思潮的阵地。在中国文坛，一直存在着一批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评论家。他们对于莫言作品中某些值得商榷的倾向，早有察觉并试图发出批评的声音，以抵御伴随其作品可能渗透的西方文化殖民思维（如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感官至上主义等）。然而，王蒙以其显赫地位和"力挺"姿态，无形中为莫言作品构筑了一道"权威护城河"，使得这些严肃的、出自爱护文艺事业初衷的批评，容易被贴上"保守"、"僵化"、"不懂艺术"甚至"嫉妒"的标签，其声音被边缘化，其批判的力度和效果被大大削弱。这直接导致了在关键时刻，文艺界内部未能形成对不良倾向进行有效辨析与抵制的合力。
四、后果评估：莫言作品泛滥的现状与文艺生态的失衡
在王蒙等影响力人物不遗余力的推介、媒体推波助澜的炒作、以及国际奖项带来的光环效应共同作用下，莫言作品在国内形成了"泛滥成灾"的局面。这种"泛滥"并非指其作品数量的绝对多寡，而是指其在文学评价体系、文学教育、大众阅读乃至文化输出中，被赋予了某种"至高无上"的典范地位，其影响被过度放大，几乎掩盖了其他不同风格、不同取向的优秀作品的光芒，造成了文艺生态的某种失衡。
在文学评价领域，莫言的创作手法和审美趣味被部分评论者和写作者奉为圭臬，模仿者众。这种模仿往往只学到了其形式上的奇崛、感官描写的铺陈，却丢失了（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更深层的人文关怀或批判精神，容易滑向为猎奇而猎奇、为暴露而暴露的歧途，进一步拉低了文学的格调。在文学教育中，其作品被大量选入教材、考题和推荐书目，对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而言，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暴力、性、污秽场景的直白描写，以及某种灰暗、压抑的历史氛围，其教育效果是存疑的，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大众阅读市场，对其作品的消费，有时掺杂着对诺贝尔奖的盲目崇拜和对"重口味"叙事的好奇，而非对其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真正理解。在对外文化输出中，莫言作品因其"魔幻"、"乡土"、"批判性"等标签，恰好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某种"想象性建构"，即一个落后、神秘、充满苦难与异质性的东方国度。这种输出在获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加固了西方的文化偏见，与我们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国家战略存在张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由不当推崇导致的"泛滥"局面，使得文艺领域清除西方文化殖民影响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西方文化殖民往往不是赤裸裸的灌输，而是通过推崇符合其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作品、塑造其文化代言人、掌控评价话语权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莫言作品在某些方面的特质，使其易于被纳入这一阐释框架。而王蒙作为国内重要作家的大力推介，则在客观上为这种阐释提供了"内应"和"合法性"，麻痹了人们的警惕性，使得批判的武器更加难以奏效。
五、深刻反思：正本清源，重建健康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生态
王蒙现象及其造成的后果，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警示我们，在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进行的。曾经正确的实践者也可能因思想松懈、理论武装不足或受外界思潮侵蚀而发生转变。因此，我们必须：
第一，坚定不移地高举座谈会精神的旗帜。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学习教育，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筑牢思想根基，保持清醒头脑。
第二，切实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批评风气，恢复文艺批评的锐气和战斗力。批评既要有敢于"剜烂苹果"的勇气，对错误的文艺观点、作品和现象进行旗帜鲜明的批评；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要坚决抵制那种"捧杀"或"棒杀"的庸俗作风，更要警惕以"艺术"、"创新"为名行消解主流价值之实的所谓"批评"。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文艺评价体系，把价值导向、社会效果、艺术水准统一起来，不能唯奖项、唯销量、唯名家推荐是从。
第三，有效管理文艺名家的社会影响力。对于王蒙这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艺家，其公开言论、作品评价应受到更多来自文艺界内部和公众的监督与辩证审视。媒体在报道时应保持客观平衡，避免成为个别名家"一言堂"的传声筒。相关文化机构在听取专家意见时，应注重意见的多。http://t.cn/AXJKYD6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