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官修正史感情非常浓烈，有时候看相关记载对人物的塑造，就可以开出一些脑洞。
濮阳兴和张布的风评属于“共相表里，邦内失望”的货色，但孙休去世之后，这两个货色却一反常态操上了“国内震惧，贪得长君”的忠心，本身就是比较反常的事情。
再想一下，张布对孙休“辅导勤劳”，而孙休在会稽的时候，濮阳兴就“深与相结”，怎么想都知道，论感情亲厚，孙休之子比从万彧那拐了一道弯的孙皓，和兴、布二人更加亲厚。论容易揽权，孙休之子登基，比长君孙皓更容易让兴、布二人揽权。
回到江表传提到的【休寝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上雨下单）出拜之。休把兴臂，而（上雨下单）指以托之。】无论这段有没有构建的成分，似乎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孙休驾崩，濮阳兴（张布）这两个被嫌弃的货色，很可能要跻身辅臣之列，而且分量不轻。
从韦昭、盛冲侍讲一事来看，韦昭本人以及和他立场一致的重臣，大概不想对身为皇帝的孙休说什么难听话，但对张布之流已然忍无可忍，这也是东吴政治的传统艺能。
所以把整件事反着想，大概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国赖长君”，因为只要立了长君，兴、布这两个孙休信重但是很多人看不上的货色，就没办法靠着先帝遗命，堂而皇之地把持幼主，操纵朝政。
孙皓既满足“长君”的条件，又有孙和之子的金字招牌，这样一来，推动他上位的力量是哪股并不难猜。
如果让我猜的话，把兴、布二人列为迎立孙皓的主谋是肯定不妥，更可能是在孙休将死，内忧外患的局势和对立势力的压力下，这两位怂了，担不起他们要占据的生态位，孙休构想的布局只能流产。甚至孙休本人和朱皇后对此也有心理准备，所以当“兴、布说休妃太后朱”的时候，朱皇后也只能给出那一串政治正确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