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青岛琅琊台。秦始皇三次东巡至此，筑台立石，为秦朝管控东方海疆的核心节点。汉武帝也曾四次东巡至此。2019~2025 年由山东考古院和青岛考古所联合发掘。
琅琊台最核心的遗迹是山顶的 T 形高台，秦代修建，汉代修葺，基址总面积约4.5 万㎡，夯土直接建在基岩上，夯层厚约 8cm，质量极高。最高台基约61m×39m，西侧一级台面、东侧三级台面，为复杂高台礼制建筑。出土了秦代绳纹瓦、云纹瓦当、素面砖龙纹空心砖，以及汉代的瓦棱纹瓦、“千秋万岁”文字瓦当、菱形三角形纹砖等文物。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巡，其路线是咸阳 → 函谷关 → 洛阳 → 峄山（刻石）→ 泰山（封禅）→ 黄县、腄县 → 成山 → 芝罘（刻石）→ 南至琅琊→ 郯县 → 彭城 → 咸阳。在琅琊停留了三个月之久，在越王勾践旧台基上大规模扩建夯土高台，规模约 4.5 万㎡，为秦帝国东方最高礼制建筑。立《琅琊刻石》：亲自撰文，李斯书丹，颂秦德、明一统，残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秦刻石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块。秦始皇还下诏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下，免十二年赋税，强化对齐地与海疆的控制。齐人徐福上书称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始皇遣其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长生药，开启大规模海外探索。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年），秦始皇再次东巡，路线是咸阳 → 阳武→ 芝罘→ 琅琊 → 上党 → 咸阳。因为在阳武的博浪沙遭到张良刺杀，因此这次在琅琊的戒备极严、行程仓促，停留时间短。主要是再次登临琅琊台祭祀、并在之罘刻石（《东观刻石》），重申皇权。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临终前最后一巡，路线是咸阳 → 云梦 → 丹阳 → 会稽（祭大禹，刻石）→ 吴地 → 北上琅琊 → 荣成山 → 芝罘 → 平原津 → 沙丘（驾崩）。徐福入海数年未归，耗资巨大，始皇至琅琊严责，并催促再次出海；徐福称遇 “大鲛鱼” 阻拦，请求增派射手与武士。最后率船队自琅琊出海，射杀大鱼，仍未找到神山，折返芝罘后西行，途中病重驾崩。
汉武帝时，也曾四次东巡至琅琊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东巡海上，祠八神，首神即 “四时主”，祭地就在琅琊台。元封五年（前 106 年）汉武帝南巡后， “北至琅琊，并海上”，循海路抵达琅琊，停留较久。太始三年（前 94 年）“幸琅琊，礼日成山，登芝罘，浮大海”。太始四年（前 93 年）再至琅琊，祠神人于交门宫（琅琊台附近）。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始皇东巡琅琊，对后世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疆域层面：奠定中原王朝管控山东海疆的固定格局。秦始皇把琅琊从齐国地方祭祀地升格为国家东方礼制中心，从此胶东-琅琊纳入大一统王朝直辖管控，不再是山东诸侯割据的腹地。开启帝王东巡海上的政治范式。后世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曹魏帝王、唐太宗，都效仿秦皇登琅琊、巡海疆，把 “东巡海上” 变成大一统皇帝的标配政治行为。迁三万户百姓定居琅琊台下，移民实边、开发沿海，拉开了古代山东半岛沿海大规模开发、人口东迁的序幕。
礼制祭祀层面：确立琅琊为国家官方祭海、祭四时主圣地。正式定型齐地八神祭祀体系，把琅琊 “四时主” 纳入王朝官方祀典，汉魏六朝一直沿用。开创山顶高台 + 望海祭祀的帝王礼制模式，后世很多海滨祭坛、望海台，都模仿琅琊台的形制与选址逻辑。秦立琅琊刻石，开创帝王巡狩、立石刻铭、颂大一统功德的范式，后世封禅、巡狩到处刻石，全是学秦始皇。
海洋文明与航海层面：开启中国官方主动经略海洋的先河。遣徐福率船队数千人入海求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海行动。把琅琊变成秦汉东方航海枢纽，琅琊港成为近海、远洋的始发港，带动山东、江浙沿海海上交通发展。间接催生后世中日、中韩海上交流的历史叙事，徐福传说成为东亚共有的文化符号。
文化与文学层面：成为后世诗文、怀古的经典母题。汉赋、唐诗、宋词大量出现怀古琅琊、叹秦皇东巡的题材，琅琊台成为和泰山、潼关、赤壁并列的历史怀古地标。秦皇、徐福、求仙、海上神山，构成后世仙话、志怪、传奇的重要素材，深刻影响中古文学想象。
历史精神层面：塑造 “大一统 + 海洋探索” 的双重遗产。用琅琊刻石、巡狩行为，向天下强化天下一统、海内同轨的政治认同，成为后世王朝维护统一的精神范本。打破中原王朝重内陆、轻海洋的传统偏见，第一次以帝王姿态面向海洋、探索海洋，给后世留下经略海洋的历史范本。
在琅琊台遗址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还发现一处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出土遗物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文化特征。琅琊台在战国时期是齐人“八主祭祀”中的“四时主祠”所在，而以封禅泰山和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的“八主祭祀”本来是齐国的祭祀传统（宗教传统）。但秦人和秦地则不然，秦人的祭祀传统是郊祀“畤祭”，即雍四畤祭祀；汉代形成的以雍五畤为主的郊祀畤祭，是“在西土故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是以雍四畤加汉高祖的北畤而形成，以帝为主，配天而祭，代表的是秦地的祭祀传统”。
社科院考古所白云翔老师认为，琅琊台的重要意义在于，秦统一六国之后，一方面延续了秦人的郊祀“畤祭”祭祀传统，另一方面则接受了东方齐地原有的封禅泰山和祭祀八主的祭祀传统，并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秦始皇、汉武帝频繁赴东部沿海地区“巡狩”，对八主祭祀礼遇有加，汉宣帝时期形成系统的祭祀制度。秦汉时期这两大系统的结合，便是《封禅书》《郊祀志》的主要内容。秦皇汉武候神西土，求仙海上，追求不死，也是这类祭祀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不死，也是秦汉帝业的垂之久远。秦汉之天下，既是南北整合的结果，也是东西整合的结果，但宗教大一统主要是东西整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由“东西两系”共同构成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突出特性，而作为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台遗址考古，则为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提供了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