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然法和欧洲世界---【理性和价值】

康德一直将理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但是，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无论真、善还是美，都是作为理念或者“假定”和“假说”而存在并被繁复的论述构建起来的。这充分表明，在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特别是在怀疑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康德本人也不敢断言“真善美”是真实的实存，实际上，浓重的怀疑主义深刻地困扰着康德的写作，这是铸成他繁复拖沓、曲折矛盾文风的一个要因。

--康德“三大批判”本身的内在矛盾提醒我们，纯粹理性作为不能验证的纯粹理念，或干脆只是一个“必要的假定与假说”，它充其量表达的不过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对“开明专制”的向往，更直率地说，作为欧洲的开明绅士、成功人士（大学校长），康德所关心的是如何确立世界的秩序，仍然不是大多数人民的疾苦，在他看来，“好的世界”就是有秩序的世界，至于人民对秩序的感受，“秩序”对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他所要关心的。因此，他所诉诸的理性和自然法，不过就是那个时代欧洲高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理念或者理想，而康德“三大批判”本身的结构矛盾，便是欧洲社会矛盾在康德头脑中的反映，便是托尔斯泰所谓“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矛盾的体现，也是所有所谓“正义”与“权力”冲突的西方现代性矛盾的体现。

康德的“自然法”本身就是欧洲矛盾的产物，因此，时至今日，康德的“启蒙方案”——这一伟大的“现代假说”，甚至连将欧洲在文化上统一起来的使命也没有完成，而他思想中深刻的怀疑主义色彩，却反而成为非理性思想的源头。所谓“超越善恶的个体人生观”“非道德的历史观”“非道德的政治观”“经济学不讲道德”，所谓“认识与价值的冲突”，如此等等，无不导源于康德关于理性不是客观实存，而是“主观假定”的深刻怀疑主义。

黑格尔所提出的更为基督教化的方案，则是进一步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自由精神”的基础，将世界史解释为“世界精神”和“绝对精神”，以欧洲民族国家（即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为“工具”，以世界为舞台的异化运动。黑格尔“自由主义”学说中鲜明的“文化帝国主义”（或者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内涵，....当然，是难以为那些长期遭受西方军事压迫和金融剥削的民族与文明所接受和“同意”的。#经济[超话]##历史[超话]##上海[超话]##马克思[超话]##黑格尔[超话]##康德[超话]##西方哲学[超话]##伊朗外长来中国背后信息量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