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游叹于斯  望其不朽——《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的编纂历程与特色】
1999年冬，我第一次与咸阳洪渎原结缘，来到这处宝地参加3座北周大墓的考古发掘，后来以这次考古发掘所获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咸阳洪渎原北周大墓考古发掘报告》。

2008年至2010年，我与刘呆运先生联合主持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考古发掘，又收获了一大批新材料。2013年主持的唐昭容上官氏墓、2019年主持唐驸马都尉薛绍墓两项考古发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2020年主持的隋王韶家族墓园和2020年至2022年主持的咸阳洪渎原古代墓葬群两个考古发掘项目，连续获得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我的田野考古职业生涯有一半是在洪渎原度过的，我的成长和学术积累也离不开咸阳洪渎原。游于斯而叹于斯，我期盼为咸阳洪渎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作出注脚，也希望研究者关注咸阳洪渎原这一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宝库。

2020年夏，我望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考古勘探图上标注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古代文化遗迹，预感到这里将会有非同寻常的考古新发现，同时预判会出土上百种墓志。于是，在考古发掘伊始，就注意收集墓志出土信息，及时修复出土碑志，制作拓本和电子资料，同时开展咸阳洪渎原出土碑志的调查。

2022年底，我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成立了项目研究团队。得益于碑志收藏单位的支持和前期工作到位，很快就完成了研究内容的十之七八，通过三秦出版社申请获批了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资助，当年度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集中刊布咸阳洪渎原1953年至2023年出土的神道碑和墓志，反映洪渎原墓地在中古时期的重要地位，研究洪渎原墓葬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全书收录十六国砖铭1种、北魏墓志1种、西魏墓志2种、北周墓志48种（含碑2通）、隋代墓志31种、唐代墓志168种（含碑2通半），共计251种，其中143种为近5年来新出土，从未发表。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咸阳洪渎原考古发掘出土的、在文博单位收藏的神道碑和墓志，选取标准为编者能够确认原石收藏单位，且有清晰拓本或照片的。主体是2017年至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考古发掘出土的碑志。

本书采用古籍整理标准，全书35万字、图片500幅。提供包括时间、地点、位置、摆放方式等碑志出土信息；提供标准点校后的碑志录文，通行繁体字竖排；提供碑志拓本的高清扫描照片，图文分开，便于对照检视阅读；提供已发表碑志的著录信息，案语中提示关联信息。附《咸阳洪渎原古代墓葬分布图》，标注墓志出土墓葬的位置和相互关系；附录一《洪渎原出土碑志参考资料》，收录2025年5月之前发表的有关洪渎原出土碑志的研究成果，供索引扩展研究领域；附录二《疑似咸阳洪渎原出土之碑志》，收录已发表的记载葬地为“石安原”、“咸阳原”、“洪渎原”的墓志，有的家族有成员墓志经考古发掘在洪渎原出土，可供参考；附录三《咸阳洪渎原未见之碑志》，收集文献资料记载的洪渎原碑志32种，多数可与本书收录的碑志产生关联，用于互证。

本书的主体内容来源于考古发掘，因此与传统的古籍整理在方法和呈现形式上有区别和优势。例如本书所附的《咸阳洪渎原古代墓葬分布图》，便于读者对照研究和发现新的研究线索；提供的墓志出土照片，可观察墓志的出土环境和摆放方式，这都是普通古籍整理项目无法提供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研究空间。

本书的三个附录，索引已发表的洪渎原碑志的研究成果和金石著录中的洪渎原碑志，可供读者对照，扩展了研究领域。样本从考古资料充分利用的角度出发，我建议将考古出土墓志纳入埋藏环境作综合研究，既要读懂墓志文的记载，也要探讨志主生活的历史背景、人文风俗、家庭条件、个人境遇，以及葬礼赞助者的动机，甚至后续影响。以《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为例，志主临终前生活在“后武则天时代”初期，当时女性当政的趋势已使李唐政权陷入危险，志主也因此卷入唐隆政变而横死。太平公主出于政治目的为志主赞助葬礼、尝试立碑、申请谥号、编纂文集，亦因如此，在太平公主败亡后，唐玄宗为消除太平公主党的政治影响而下令毁上官婉儿墓。如仇鹿鸣教授在为本书作序时所说“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流散墓志的调查，运用丰富的碑志资料，在相当程度上重建了洪渎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空间。”这正是我们在编纂本书过程中努力希望达到的目标。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本书尽可能提供我们采集到的、墓志文记载之外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也的确能发现线索并解决疑难问题。如在调查中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北周王仕恭墓志》与隋王韶家族墓园出土的《隋修北周王仕通墓志》在形制、规格、行文、书体、下葬时间都完全相同，按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应该是同批次制作并同时埋葬在同一地点的家族成员墓志。隋王韶家族墓园2号墓甬道正上方有一盗洞，洽位于墓志摆放的位置。因此判断此《隋修北周王仕恭墓志》应流出于隋王韶家族墓园2号墓，志主是王韶之子。这个推断可纠正该墓志出土时地的舛误。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窦府君夫人颜氏墓志》，志文未记其夫窦府君名讳，曰“寄重列岳，荣升筑馆。”暗示其原为驸马。颜氏子名承孝，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列于窦怀哲之下，可推知颜氏是已故唐太宗女兰陵公主的驸马窦怀哲的继室夫人。

又据《唐窦崇敏暨妻段氏墓志》提示窦氏家族墓地在洪渎原，则可进一步推知窦承孝因其父已与兰陵公主合葬昭陵，而将生母葬入洪渎原窦氏家族墓地，以便其将来归葬祖茔时有所依附。新出土的额题“大唐故赠仆射杨公神道之碑”的碑首，由于碑身佚失，用金石学的方法无法推断碑主和时间。根据该碑首的出土位置与杨怀宾夫妇墓、杨翃墓的位置关系，以及两唐书《杨朝晟传》的记载，判断该碑首是杨怀宾之子、杨翃之父杨朝晟的神道碑，立碑时间应该在公元800年之后。以上论断需要考古类型学、文献记载和确切出土位置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结论，仅仅依靠墓志文信息完全无从入手。

特别要指出的是，考古发掘资料既是公器，又包含着个人劳动投入，意即通过严格流程采集到的考古发掘资料，如果不经过科学整理和初步研究，就是无用的废物。特别感谢我的团队成员和本书编委，他们不避寒暑在工地辛劳获取的优质考古资料，不求回报地奉献出来与读者早日见面，这种无私显示出了一代考古人的格局。如果仔细分析本书的附录一，会发现一个现象：从1963年到2013年的50年间，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简报只有8篇、考古报告1部，而2015年至2025年的10年间发表了12篇考古简报、3部考古报告。一方面说明考古资料在近期几何级增长，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考古发掘者在努力地整理刊布资料。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是一方方墓志，其实它们背后蕴藏的背景资料更为丰富。出土墓志的墓葬之方位坐落、规格形制、遗迹现象，以及与墓志同出的随葬器物，都能佐证志主生前和身后的境遇，这些信息与墓志文记载相对照，必定会拓展研究思路。本书定稿出版之后，还会有与其内容相关的背景资料持续不断地公布，就像一壶醇酒，回味无穷。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的报告、交流、研讨时，无论是碑志的收藏单位，还是关心本书的师友，我听到的最多的话是希望本书“早日出版，嘉会学林”。不是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材料太重要了。本书收录的志主，正史中有传记的人物计有28位，占比高达一成以上，其中有皇帝、公主、驸马、外戚、将领，大多数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还有相当一部分志主是上述“大人物”的家族成员。这两类人是咸阳洪渎原墓葬墓主的主体，他们生前都是长安城内的居民，另有小部分志主是家居咸阳本地的居民。相较于高阳原、龙首原、凤栖原、白鹿原等墓地，洪渎原显然是长安城周边等级最高的墓地，其墓葬之密集、墓主身份之重、蕴含信息价值之高，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1954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在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时看到了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北周匹娄欢暨妻尉迟氏墓志》和《隋段威暨妻刘妙容墓志》，评价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这是中国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批墓志，标志着在碑志研究领域考古学正式替代金石学。七十多年过去了，咸阳洪渎原仍在持续不断地贡献重要历史资料，这座不朽的考古“宝库”所蕴含的能量将长期影响中古史研究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和开展的研究仅仅是冰山之一角，随着咸阳洪渎原古代墓葬考古资料的逐步公布，我们将有望建立起该区域自战国晚期至明清的古墓葬时空框架，从多个角度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线索和素材。#读书#

（作者李明是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研究员，《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