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贤：十年文献冷板凳，攻破“出汗如流血”的罕见病》
有些医生，是被时代推着走进医学的。
朱邦贤先生，便是这样一位。
他从小怕医院，闻到消毒水味道就想吐，年轻时最向往的也不是行医，而是造船、航海、远行。
中学时代，他是学校航海模型队队长，会做帆船、自航船，甚至遥控模型，自学了不少理化知识。那时的他，梦想中的未来，或许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学造船，或是在大连海运学院学航海，成为一名真正的“船长”。
但时代改写了他的航线。
1969年，他作为知青奔赴黑龙江七星泡农场。1973年，高考恢复之前的特殊招生机会到来，他原本差一点进入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却最终被调剂到了牡丹江卫生学校。
一个害怕医院的人，从此走进了中医。
这像是命运开的玩笑，也像是命运真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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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不想当医生”到真正走进临床
牡丹江，是黑龙江气候较好的地方，有镜泊湖，有吊水楼瀑布，也有一种东北特有的开阔与清冽。
在那里，朱邦贤开始学习中医。
当时的牡丹江卫生学校，有着原牡丹江医学院的基础。学校虽然第一次开办中医专业，却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坚持“早临床、多临床”，中西医比例大约为七比三，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
第一年，学生就开始跟师临床。
多年后朱老回忆起来，依然感慨：
“老师们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努力。”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同时担任住院医师。
一开始，他并不情愿当医生。但真正进入医院之后，他慢慢发现，中医并不是很多人理解中的“慢郎中”。
尤其是在急症、早期疾病、复杂疾病面前，中医并非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医生有没有胆识，有没有辨证能力，有没有真正掌握方药。
治疗三期高血压病人时，他先用西药控制血压，再用中药逐步调理、撤药。
治疗大叶性肺炎急性期，他用麻杏石膏汤合千金苇茎汤，重用生麻黄、生石膏、薏苡仁；恢复期再用竹叶石膏汤帮助肺部炎症吸收。
他说：
“很多中医一辈子没开过麻黄。其实关键不在麻黄本身，而在麻黄与石膏的配伍。相须相畏，相互制约，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他也曾为一位年近八旬的肺癌患者使用大剂量石膏。病人长期胸膈灼热，他从30克、60克、90克、120克，一直加到150克，连续使用数月，最终使患者痛苦明显缓解。
他说得很平静：
“她最后还是走了。但至少那些日子的生活质量维持住了。”
这就是一个好医生最朴素的底线：
不能让生命永远留下来，也要让病人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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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毛钱报名考研，考成了第一名
1978年，中国恢复招收首批中医研究生。
远在江西的大哥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朱邦贤花了五毛钱报名，心态非常轻松。
他本来只是想去看看题目难不难，抄下来，过两年再认真考。
没想到，考得很好。
第一天考完，他估计自己能考七八十分，心想别人肯定都是九十分以上，第二天甚至不想去考了。幸好朋友劝他坚持考完。
一个月后，他收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复试通知。
到了北京，他带着老师写的介绍信，去拜访任应秋先生。任老看了他的成绩单后，对身边的人说：
“你们有这么好的教学条件，又是本科毕业，结果连圈子都没进。人家黑龙江来的，考试成绩这么好。”
然后任老转头对他说：
“你来过北京玩没有？”
他说：“来过，但没玩过。”
任老说：
“那你就好好在北京玩吧。”
朱邦贤当时还以为这是委婉拒绝。后来才知道，他是那一届中医研究生初试第一名。
就这样，他成为中国首批中医硕士生，师从赵锡武、方药中等大家，同时受教于任应秋、岳美中、李介鸣、董建华等名师。
他的中医根基，从此真正扎进了中国中医学术最深厚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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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文献冷板凳，成就临床另一只眼睛
研究生毕业后，朱邦贤被分配到上海中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医药大学。
当时学校正在筹备中医文献研究所。金寿山副院长对他说：
“你先去搞三年文献，然后再去医院，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
结果，这一去就是十年。
十年时间，他坐在文献所里，学习训诂、校勘、版本、工具书，参与和主持编写《中国医学珍本丛书》《中国医籍字典》《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中医病证小方辞典》等重要工具书。
很多人以为文献研究是冷板凳，是故纸堆，是离临床很远的工作。
但朱邦贤不是这样理解的。
他说：
“如果只是从文字、版本角度研究文献，当然枯燥。但如果带着临床问题，带着医理去读古人的经验，就会不断有所体悟。”
对他来说，古书不是死文字。
古书里藏着古人面对疾病时的判断、经验、胆识和智慧。
这十年，表面看是远离临床，实际上是在为临床磨一把更锋利的剑。
后来那例震动人的“血汗症”患儿，正是这十年文献功夫，在临床中突然发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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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罕见的“血汗症”：为什么不能只当“出血”治？
2006年4月，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10岁女孩。
她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血汗症。
身上多处出血，汗水是红色的，眼角、口角、胸腹、四肢，都有血样液体渗出。医院检查皮肤渗出液，发现里面有形态完整的红细胞。
当时，全世界公开报道的病例仅80余例。
医院请了中医科会诊，也请了上海市名老中医会诊。患儿服药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后来，儿科主任找到朱邦贤。
朱老看完病人后，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到底是血分病，还是气分病？”
一般人看见出血，第一反应一定是血分病，要止血、凉血、摄血。
但朱老认为，不对。
前面的治疗，已经按血证处理过，却无效。既然这个病表现为“汗中带血”，关键就不能只盯着“血”，而要回到“汗”。
汗的问题，根本在营卫之间，在气机出入之间。
也就是说，这个病表面是血，核心却在气。
他想到了金元四大家之一刘河间的“玄府气液宣通”理论。
玄府，不只是汗孔，也是人体气液升降出入的通道。
如果玄府闭塞，气液不能正常宣通，郁热不得出，火热内困，就可能出现非常奇异的病象。
朱老判断，这个患儿不是简单的出血，而是“玄府闭塞，气液不通，心肝胃火郁结”。
治疗的关键，不是单纯止血，而是：
宣通玄府，给邪以出路。
他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为基础，重用生麻黄、生石膏，再配伍清泄心肝胃火之品，并嘱咐服药后要像服桂枝汤一样，温服、啜粥，以全身微微汗出为度。
第一次服药后，患儿的出血、出汗反而一度增多，而且血色偏暗。
这在常人看来可能很吓人，但在朱老看来，这是病邪开始透达外出的表现。
第二天、第三天，血汗开始减少。
再次检查渗出液时，已经找不到形态完整的红细胞。
一周后，医院方面觉得效果很好，不舍得换方。朱老却提醒：
“不对，再这么吃下去要出问题，必须换方。”
于是由宣通转向凉血透斑，再转向益气固表、养阴生脉。
两周后，患儿顺利出院。
一个全球罕见病，在现代医学检查束手无策、中医常规血证思路无效之后，被他从“汗”入手，从“玄府”立论，打开了治疗之门。
这不是神奇。
这是经典、文献、临床、胆识在一个医生身上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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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医不是玄学，而是“模糊中的规律”
朱邦贤常说，中医最大的特点是“模糊”。
但这个“模糊”，不是糊涂。
它不是没有规律，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生命系统时，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做到绝对精准。
中医真正的功夫，在于：
病、证、理、法、方、药，一以贯之。
病人来了，信息是不完整的；医生判断，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所以真正优秀的中医，不是第一次就永远正确，而是能在治疗过程中不断观察、不断修正、不断让方药与病机接近。
这就是“方证相应”。
朱老认为，方与证不能简单机械对应。方证之间必须有“理”和“法”作为支撑。医生要明白为什么这样辨，为什么这样治，为什么用这张方，为什么加这味药、减那味药。
疗效，是最终的评判标准。
所以他也反对简单地把中医分成某某派、某某门。
他说，经方可以用，时方可以用，温病方可以用，民间验方只要有效也可以用。真正重要的不是“属于哪一派”，而是能不能明明白白地解决病人的问题。
所谓明医，就是明明白白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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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明医好药：民营中医馆立身之本
朱邦贤先生与君和堂创始人潘总相识多年。
多年以前，他就对潘总说过一句很朴素却极重要的话：
“民营医院要站住脚跟，就一句话：拿好药，用好药，比拼疗效。”
这句话，其实是对所有中医机构的提醒。
中医不是靠装修立身，不是靠营销立身，不是靠故事立身。
最终，还是要回到药，要回到医生，要回到疗效，要回到病人的真实感受。
一个中医馆如果不能真正重视药材品质，不能真正尊重医生的临床判断，不能真正把疗效放在第一位，再华丽的表达也都是虚的。
这也是君和堂一直强调“明医好药”的根本原因。
好医生，要有好药托底；
好中医馆，要让好医生、好药、好服务真正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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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朱邦贤先生从医已五十余年。
他经历过时代的转折，坐过文献所的冷板凳，也站在临床一线面对过最复杂、最罕见、最难解释的疾病。
他曾两次经历脑梗，如今年岁渐长，却仍然坚持临床和研究。
他说，医生看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放松。因为他喜欢和病人交流，喜欢在真实的疾病面前继续思考。
有意思的是，他还是上海中医药大学较早使用电脑的老师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开始购买组装电脑，自己挑主板、内存。今天，他依然随身带着U盘，保持学习和整理资料的习惯。
这是一位老中医身上非常可贵的地方：
他读古书，却不守旧；
他重经典，却不僵化；
他讲模糊，却不糊涂；
他尊重经验，却始终面对现实疾病。
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他会风趣地对学生说：
“难得中医，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病，开了一堆稀里糊涂的药，取得了稀里糊涂的疗效。”
这句话看似幽默，其实背后是五十年功夫之后的通透。
真正的高手，常常不再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
但在疾病真正到来时，他能从古人的书里、从自己的经验里、从病人的细节里，找到那一条别人没有看到的路。
朱邦贤先生这一生，像一位原本想远航的少年，最终没有走向大海，却走进了另一片更深的海——生命、疾病、经典与临床之海。
五十余年，他没有停船。
而中医的薪火，也正是在这样的医生身上，安静而坚定地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