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的共产主义

刚读完齐泽克的《首先作为悲剧，然后作为笑剧》。书里两次提到约翰格雷的《稻草狗》，这是我读过好几遍的书。《稻草狗》代表着某种绝对的悲观主义，它正面评述叔本华，但很奇妙，我每一次读着都感觉非常爽快，仿佛死亡驱力作祟。它们的气质截然相反：格雷以达尔文进化论，冷酷地拆解整个“人文主义”思想地图；而齐泽克坚持的“共产主义”，似乎正是格雷的标靶，即人文主义之一种。

两位我都很喜欢。正如齐泽克在书中两次正面提及格雷，我认为一个活人喜欢矛盾、复杂乃至针锋相对的事物再正常不过。单一化、扁平化、统一化，皆是一种智识上的狭隘、傲慢与自恋。这篇随性文字，意在交叉评论这两种立场，权当读后笔记。

先从格雷说起。《稻草狗》的核心论点决绝而不复杂：达尔文之后，人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将自己从动物中切割出来。进化没有方向，没有剧本。变异是随机的，适应是局部且暂时的，灭绝才是常态。所谓“进步”、“目的”、“意义”，全是胡说八道。

格雷由此推论：一切以“人类解放”为名的计划，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抑或共产主义，都共享一个隐秘前提，即相信人类是一种高等存在，值得被特殊对待，且历史终将朝更好的方向被改造。这个前提，格雷称之为“人文主义”，而他认为达尔文已判处其死刑。人并不比其他生物更高级，也不应享有形而上的优越地位。他认为人类的傲慢，尤其是那种相信自己能跳出自然的傲慢，正是人间不幸与生态灾难的根源。

在这个坐标系里，庸俗理解的共产主义，即秉持线性进步观与目的论的共产主义，简直是人文主义的标本。格雷明确嘲笑了这种叙事。

但齐泽克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似乎与此不同。他常批驳各种版本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基于“大他者之死”。“大他者”是被预设的、能保障意义与秩序的象征场所，上帝、历史规律、民族精神皆是。大他者死掉，意味着不再有外在的终极机制来保证人类或宇宙有任何目的。

这与达尔文的理解一致。进化不走向任何地方，变异与选择之间无关目的论。于是，他们共享着一个彻底去中心化、去目的化的世界观。换言之，在否定意义、否定担保、否定宇宙关怀这一点上，齐泽克和格雷站在同一边。他们都不信有东西在背后操盘。

分歧在下一步。格雷从“没有目的”推导出“人类的一切折腾皆徒劳”，从而走向一种深沉的寂静主义，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改造的叙事。齐泽克却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看似相反的结论：正因为没有大他者的担保，行动才真正成为可能。如果历史有目的，你只是它的工具；历史没有目的，“决断”才有可能。在此，齐泽克继承了存在主义的洞见：无意义不是行动的障碍，恰恰是行动的前提。

这就引出了齐泽克生涯最为精彩的论述之一：“单一性”与“普遍性”的短路。这是他解决“如何在无目的的前提下谈论解放”的核心机制。

传统的政治逻辑是一种“包含”逻辑：普遍性（如人权）高高在上，特殊性（如黑人、工人）需要被其包容。但齐泽克认为，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短路”的那一刻。以他非常钟爱的海地革命为例（在本书中继续提及）。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性口号，但法国殖民者却在殖民地实行最野蛮的奴隶制。在此格雷显然是对的：看吧，这就是人文主义的虚伪，别折腾了。

但齐泽克指出，海地奴隶没有说“请给我们人权”（这是乞求包容），而是说：“你们法国人背叛了你们自己的理念。我们现在，作为黑奴，才是真正执行‘自由’这一普遍原则的人。”在这一刻，最边缘、最具体的单一性（海地奴隶），直接占据了普遍性（自由）的位置。这就是“短路”：它绕开了“我必须先变得文明/理性才能拥有权利”的电阻，直接宣称“我就是普遍的人类”。

这种“共产主义姿态”是一种纯粹的意志主义。它不是基于历史必然性的乐观，而是基于“大他者已死”的绝望后的发心。正如巴迪欧所言，这需要一种绝对的忠诚。齐泽克以此绕开了格雷的嘲讽：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方向，而是每一次对抗现存秩序时，那个被强行激活的、不容置疑的平等公理。

当然，齐泽克的方案并非完美，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与摇摆的地方。

齐泽克本人对自由左派（白左）批评极为激烈，斥之为资本逻辑的道德补充。简单说，身份政治、安全空间等话题，很容易滑入“超我”的律令结构，然后恶性循环：每一次权利（权利并无本体论基础）的扩张，都制造出新的敏感地带，进而催生更高的要求。平等于是从一种解放力量，变成了一种永不餍足的勒索，变成了权利的歇斯底里化。变成讨厌的政治正确。

那么问题便是，齐泽克等（包括巴丢朗西埃）抽象的“平等公理”，在实践中如何避免滑向这种“超我暴政”？如果平等的具体内容只能在特定情境中被发明，那谁来防止它（比如）被资本收编，进而变成平等的反面？

格雷会对次一笑了之。不管是拿“历史规律”还是“公理”担保，最终目的都是担保人被同等对待。而在格雷看来，这种渴望本身就不自然。哪天人类不再为这种理念折腾，哪天才算真正接受了自身的动物性。

但格雷也有问题。他从“自然没有目的”滑向“人不该试图改变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立场，仿佛“符合自然的”就是好的。这不正是他自己批评的人文主义“折腾”吗？只有人类才会操心自己活得自然否。格雷的寂静主义，终归也逃不过自反性问题，即说到底，它也是一种不情不愿的“人文”姿态。

总结一下。格雷是对的：大他者死了，进化没有剧本，人类终将如恐龙般消失。在这个绝对的坐标系下，所有的“主义”都显得像是自我感动的闹剧。承认这一点，是一个诚实的智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我也不认为齐泽克能彻底规避“超我”勒索。正如在这本书的中后段，我隐约感受到他与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调情，如所周知，他毫不避讳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正如罗蒂毫不避讳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立场，这事儿讲起来复杂。但我欣赏他近乎蛮横的意志主义：哪怕我们是宇宙中的偶然，哪怕历史没有方向，我们依然可以在某个具体时刻，比如海地奴隶奋起反抗的那一刻，强行把“特殊性”变成“普遍性”。

最后，齐泽克的这本书非常好读，加上《事件》与《斜目而视》，我认为是他写得既精彩又好懂的最有代表性的三本书。《稻草狗》也很好读，畅快淋漓，毒舌挖苦，有超出西方视野的大排场，我很难不被它的思想漩涡吸进去。封底吉姆克雷斯的话也是我想说的：“《稻草狗》是最激怒我也最吸引我的书”。@tiersenx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