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中的新中国女性：她们的身份，从来都不只是“母亲”》

英国伦敦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中国视觉艺术项目档案馆藏”（China Visual Arts Project Archive）藏有一批新中国宣传画。这里面有一幅1960年9月发行的《从繁琐家务劳动解放出来，一心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作者张伟，尺寸53.6 cm × 77.9 cm，由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制，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报顶部的标语“从繁琐家务劳动解放出来，一心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是当时的动员口号，强调将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的劳动力从家庭私人领域释放出来，投入社会生产。这个口号虽然指向人力资源再配置而非两性之间在家务分工，但客观而言，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投入社会生产时，“男主外、女主内”的旧秩序本身就已经受到了冲击，人们逐渐意识到家务并非女性天职。

画面主体是一位女工，她脱下代表个人小家的旧蓝围裙，换上写着“星火社度表车间”的新白围裙，面带微笑、昂首挺胸地走向画面前方。她身后展开了几幅表现女性劳动者的缩影式场景：托儿所里一位保育员抱着两个孩子，公共食堂里一位妇女正在用餐，医院里一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靠在床头，学校里一位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裁缝店里一位女裁缝在量衣服。

同一主题之下，威斯敏斯特大学还藏有一幅1975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管教山河换新颜》海报，由辽宁省复县文化馆供稿。“半边天”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湖南农村的一句俗语——“妇女是半边天”，195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首次引用，此后逐渐流行，变得家喻户晓。到1964年7月10日，“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此时的含义已经不限于走出家庭参加劳动，而是扩展为对整个妇女群体社会地位的确认。

一方面，保育员、炊事员、教师、裁缝——这些工作虽然和照护孩童、针织缝补有关，但画中做这些事的女性不是在自己家里无偿地履行天职，而是在社会岗位上从事被承认的劳动。另一方面，当做饭、带孩子、缝衣服变成了可以在公共食堂、托儿所和裁缝店里由专人承担的社会劳动，女性才有了从家务中抽身的现实条件。两幅海报一起，勾勒出女性在政策的支持下走出家门，开始在各行各业立足，争取自我价值实现。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学”主题宣传海报中，很多主体人物也都是女性。

然而，走出家门并不意味着家务负担的自动消失，许多女性还面临“双重负担”——白天参加社会劳动，回家后家务照做不误。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也是今天许多职场母亲仍在经历的日常。这段“解放”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推动着下一步的思考。

但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地位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旧社会，女性的角色被规定在“三从四德”的礼教制度之内。传统“女教”从汉代延续至清末，教育的对象上至宫廷后妃、下至平民妇女，针对女儿、妻妇、母亲三种身份分别规定了言行准则。东汉班昭（c. 49–c. 120）所撰《女诫》，以母亲身份教导家中即将出嫁的女儿们，将女性的全部价值限定在家庭之内，附属于丈夫和子女身上。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贤妻良母”仍然是社会对女性最主流的期待；五四以后虽然有人喊出了“女人也是人”的口号，但这一理念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遭遇了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核心的强大思想抵抗。新中国将女性从这套以“母职”和“妻职”为中心的伦理结构中硬生生拉出来，让她们成为有姓名、有岗位、有社会身份的劳动者。这些海报，就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以及“三纲五常”的旧伦理体系在这一时期受到深远冲击的体现。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恩母亲，同时也不应忘记：“母亲”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但从来不是她们唯一的身份；在成为“母亲”之前，她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不是对母亲身份的否定，而是对她们真正的尊重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