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三舅，六九年说是去新疆搞测绘，人就再没音信。每年冬至那天，铁路局准点来个人。

穿洗得发白的制服，拎一网兜苹果。进了屋也不摘帽子，就挨着炕沿坐，抽一根自己卷的烟。烟抽完了，从怀里摸出个牛皮纸信封放桌上，里头永远是三十斤全国粮票，五张十块的钞票。我姥姥从不多问，那人也不多说，踩灭烟头就走。

这么过了十几年。我姥姥从黑头发坐到白头发，那信封从来没断过。粮票后来不作数了，就改成光给钱，还是五十块。来的人换过几个，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但都是冬至那天来，坐一根烟的工夫，放信封走人。

有年冬天特别冷，来的却是个生面孔，四十来岁，脸上有块疤。他照样放信封，我姥姥突然开口了：“同志，我儿子……到底葬在哪儿了？”那人手抖了一下，烟灰落在膝盖上。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大娘，组织上有纪律。”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回头看看我姥姥，还是走了。

又过两年，来的居然是个女同志，短发，眼睛很亮。她还是放信封，我姥姥这回没问儿子的事，反而说：“姑娘，天冷，喝口热水吧。”那女同志愣了愣，接过搪瓷缸，手有点抖。她突然压低声音说：“大娘，您儿子……是个英雄。”说完这句，像是吓着自己了，放下缸子就走，信封都差点忘在桌上。

我姥姥病重那年，冬至来了三个人。除了常来的那个老同志，还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带来一个铁盒子，漆都掉光了。老同志说：“大娘，这是您儿子的东西，现在能交给您了。”里头就两样东西：一本磨烂的工作证，还有一张发黄的相片，是我姥姥四十多岁时的半身像，背后用钢笔写着“娘，平安”。

我姥姥摸着那张相片，摸了很久。然后她问：“我儿……最后说啥没？”三个人互相看看，最年轻的那个别过脸去。老同志哑着嗓子说：“他说……粮票省着给娘换细粮。”

我姥姥点点头，把铁盒子搂在怀里。那天破例，三个人坐了半个钟头。临走时，老同志从提包里又拿出信封，我姥姥摆摆手：“往后不用了，我知道我儿在哪了。”老同志眼圈一红，还是把信封压在搪瓷缸底下。

那年开春，我姥姥走了。丧事办完第七天，那个脸上有疤的同志又来了，在坟前烧了张纸，站了支烟的工夫。后来听村里在铁路干活的说，新疆那边有条支线，六九年勘测时遇到塌方，为了推开两个年轻同事，有个测绘员被埋里头了。塌得太深，人最终没挖出来，就在那儿修了个矮矮的水泥碑。

去年我出差路过新疆，特意绕了三百多公里，找到那个小站。站长是个老维族人，听我说明来意，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里头全是信封，每个都写着年份。“一直没人来领，”他说，“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家里来人了呢。”最上面那个信封已经发黄变脆，是1969年的。

我把箱子带回了家。今年冬至，我自己去了趟姥姥的老屋——现在空关着。我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剥了个橘子放桌上。橘子是我姥姥生前爱吃的。离开时，我把门仔细锁好，钥匙压在门框上那个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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