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厦大毕业生，我记得当年进学校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鲁迅来过，4个月就跑了，门口厦门大学这四个字，还是从鲁迅当年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黄鸡大笑]当时同学们说“他是和林语堂吵架才走的。”但后来读了《两地书》，我才知道他具体吐槽了些啥。而鲁迅和林语堂真正公开“结梁子”是在他离开厦大之后。

1926年，鲁迅受林语堂邀请南下厦门。当时在厦大任文科主任的林语堂，正试图“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他不仅写信向鲁迅发出了邀请，还积极促使校长林文庆成立了国学院，并将“内定名单”给了鲁迅。

初来厦门，鲁迅就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说厦门大学“硬是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yeah]

当时北京局势动荡，教授们常常领不到薪水，而厦大开出的月薪是400块银元，差不多是一个北京市民一年的收入。鲁迅来了，住进集美楼，本以为可以安心做学问，结果发现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

先是生活上的折腾。他住的房间有两盏电灯，他只开一盏，电机匠却非要拿走另一个灯泡，拦都拦不住，最后灯泡被宝贝似地偷走，电门也不关，他气得说“如果凑巧，我就许竟会触电”。

庶务科又来搬他的椅子，说某先生的少爷来了要用，要从他三把椅子里拿走两把。他当场怼回去：“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椅子这才保住。

最要命的是上厕所。他住的地方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被人私占了，公共厕所在很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平时他趁半夜跑到楼下找棵树解决。1926年10月28日下午，鲁迅独自一人在楼后散步。他看到一个小花圃被带刺的铁丝围着，大约到膝盖高，自认能跳过去，便“加油了几步”，想尝试跨越。结果他高估了自己的身手，跨越时体力不支，铁丝将他的小腿和膝盖刺破，出了些血。他受了伤不方便下楼，就找了个瓷壶尿在里面，又不想端着去倒，于是“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他自己也承认这“近于无赖”，但补了一句：“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食堂的饭“是不能吃的”，他只好跟人合雇厨子，每月花20块伙食费，饭菜还是“淡而无味”，最后靠面包和牛肉罐头凑合。蚂蚁也来欺负他，桌上点心放不过一夜就被蚂蚁爬满。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总结：“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须旅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但真正让他离开的，不是这些生活上的不便，而是与校长林文庆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注：林文庆是厦大第一任校长，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做过孙中山的保健医生，受陈嘉庚之邀执掌厦大。他毁家办学，在16年时间里把厦大办成“南方之强”，对厦大居功甚伟。但因为他后来晚年失节，在日占新加坡被关入集中营，被迫出任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为日军筹集了高达5000万元的“奉纳金”。）他有两个特点让鲁迅无法忍受：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开口不离孔子；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

鲁迅刚到校，校方就不停催问履历、著作、计划和年底能出什么成果，被他形容为“像养奶牛每日挤奶一样”。他干脆把《古小说钩沉》的稿子交出去，结果稿子放了不到十分钟就被退回来了，再无下文。

每周纪念周会，教授们对着校长点头作揖，台上永远是讲孔子如何圣人。林文庆非要鲁迅也去讲，鲁迅上去就说“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告诉青年要救国不在读古书，而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这番话说得林文庆瞠目结舌，后来演讲在《厦大周刊》刊出时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鲁迅从此再不参加周会。

年底，一位银行家到访，校方忙得团团转。有人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林文庆宴请银行家，给他发了通知单，他签了个“知”字，人没去。第二天林文庆问他，他说“知”是不去可知矣。（注：那时候林文庆确实在到处搞钱建学校，自个家产都砸学校里了，薪酬都砸学校里了，还态度谦恭到处化缘。但鲁迅是看不上对政商显要折腰的。）

真正撕破脸是在国学院经费会议上，林文庆说要压缩经费，到会的人纷纷反对，林文庆傲慢地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的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角子，“啪”地摔在桌上：“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全场愕然。这一下，矛盾彻底白热化。

当时厦大以理科为重，因为“半个北大”的名教授来到厦大，文科的国学院分走了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这引发了理科主任刘树杞一派的排挤。刘树杞掌管财政，借此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生活上的许多折腾就是他授意的，比如只许鲁迅的屋子用一个灯泡，“节约电费”。

除了与林文庆及刘树杞一派的冲突，鲁迅和顾颉刚也在厦大结下了梁子。鲁迅认为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说他不断在厦大安插私人，竟有七人之多（实际上顾引荐的只有潘家洵和容肇祖两位）。从1926年9月到11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反复写道：“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和顾大同小异，而更浅薄”“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顾颉刚后来也在日记中愤怒地说鲁迅“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

还有陈万里，多才多艺，会唱昆曲，在厦大国学院任职，是摄影家、考古学导师和闽南文化研究者，著有《闽南游记》。他在教职员联谊会上唱昆曲，鲁迅给了差评：“陈万里是只能在会场上唱昆腔，真是到了所谓‘徘优蓄之’的境遇。但此辈也正和此地相宜。”鲁迅离厦门前的送别会上，陈万里说鲁迅不愿在此久留，是因爱人不在身边之故。这句话被鲁迅视为阴谋。

鲁迅也十分讨厌林语堂的秘书黄坚。1926年11月1日，他写信给许广平说：“我之讨厌黄坚，有二事：一，因为他在食饭时给我不舒服；二，因为他令我一个人挂拓本，不许人帮助。”挂拓本的事，是厦大国学院要举办小型展览，鲁迅准备陈列他收藏的部分拓片，大多为六朝隋唐造像。鲁迅在桌上放一把椅子，自己站上去挂拓片，学生辈的同事孙伏园自告奋勇帮忙保护。这时，黄坚因故把孙伏园叫走了，只好由国学研究院主任沈兼士顶替了孙伏园的角色。鲁迅因此将他比喻为“明朝的太监”，说他“倚靠权势，胡作非为”、“兴风作浪”、“学者皮而奴才骨”。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1927年1月，他辞了职，坐船离开厦门。与鲁迅同行的还有三名厦门大学广东籍的学生，他们佩服鲁迅的学问，决定放弃就读的厦门大学，转入鲁迅即将要教书的中山大学。厦大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发起了学潮，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

鲁迅虽然只待了4个月，但如今的厦大校园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不但有鲁迅纪念馆（原鲁迅住处集美楼，1952年10月就是纪念馆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塑像、鲁迅广场。校门、校徽、信封、证书上的“厦门大学”字样，就是从鲁迅写给许广平蛐蛐厦大的信件中抠出来的。

我想——他如果知道这事，大概会再写一篇杂文吧。[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