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政道和文明的政治--【五百年中国】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Yìn zhēn]在他的《御制朋党论》即深刻地阐释了这样的道理：统治者必须放弃个人的是非好恶，必须放弃既有的价值标准——这便是“去私”，去私，然后能“戒朋党”，从而达到以天下百姓的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这便是“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化尽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从政，则须做到“六亲不认”，一个人一旦为官，则无个人之是非好恶，这便是“去私”，而如此“去私”，方能“法正”，“法正”方能为“公家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好恶而以天下之好恶以代之，便是官僚集团树立朋党、搞宗派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腐败的根源就是“偏私”，偏私就是对正大光明的违背...

--孟子论：国君之进贤退不肖，既合左右诸大夫国人之论，而必加以察焉，以亲见其贤否之实。洪范稽疑以谋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从，而皇极敷言，必戒其好恶偏党，以归于王道荡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尽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树朋党，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以使人君惩偏听而生奸，谓反不如独见之公也。朋党之罪，可胜诛乎！

在这个意义上，《御制朋党论》与其说是皇权专制主义的诏书，不如说是重申“政道”或为政之道的宣言。后世毛泽东曾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人，无疑应该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正义的标准，同样也是人民的是非好恶，即革命政治的基础，并不在简单的是否合法或符合程序的正义，而在是否符合人民的要求——符合了人民的要求，就体现了“天道”，而将天道落实在政治实践中，就叫作“政道”，而这样的政治就是文明的政治。

--当然，这一切，无疑似乎只有放置在中国固有之政治传统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经济[超话]##历史[超话]##上海[地点]##西方哲学[超话]##马克思[超话]##雍正[超话]##儒家[超话]##孟子[超话]##京沪高铁将迎来调价##15年来最严重存储芯片供应短缺##黑格尔[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