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鸿明:咽下去的话,都变成了催人泪下的歌
我对游鸿明这个人的兴趣,最初并非来自他的歌,而是来自一个离奇的社会新闻——据说十几年前,他到大陆宣传新专辑,有记者问他长高的秘诀,他随口说了句自己小时候喝过转骨汤。第二天见报,报社接到一万多通电话来问秘方;第三天标题变成了「游鸿明说谎」。这种事落到哪个艺人身上,大概都要愤怒、要澄清、要发律师函。但游鸿明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继续写歌。这沉默本身就有意思。比起那些在镜头前痛陈冤屈的艺人,一个咽下去不说话的人,反而让人多看一眼。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说话,是把话都放进了歌里。早在写歌给自己唱之前,他就已经替别人说了很多话。
1994年,张学友的专辑《偷心》在台湾卖破百万张,唱片公司从一堆投稿里挑中了一首曲子,填上词,叫做《别问》。填词人黄庆元后来回忆,当时只知道作者是个没发过片的新人,曲风跟当时的主流芭乐歌不太一样,旋律里有一种压着不让它爆发的东西。《别问》不是那种扯开嗓门的苦情歌,它像一个人坐在酒馆角落里自言自语,偶尔拔高一下,又很快降下来,好像生怕被人听见。张学友的演绎当然无可挑剔——那个年代能驾驭这种压抑感的男歌手不多,他能把「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唱得像真的在躲避追问。
但对游鸿明来说,这件事的分量,不在于他「写了一首好歌」,而在于:一个人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就被天王选中,卖出了百万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起点。更妙的是,接下来那两年,他又陆续给裘海正写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给孙燕姿写了《坏天气》。这几首歌拿出来,随便哪一首都够一个创作人吃半辈子。可他偏偏选择自己走到前台,从幕后那个写歌的人,变成一个要面对镜头、面对宣传期、面对「游鸿明是谁」这种提问的歌手。
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任性的选择。如果一直待在幕后,以他写旋律的功力,大概会比站在台前轻松得多。但一个人做了一首被几百万人听过的歌,总会忍不住想——如果由自己来唱,那些旋律会长成什么样子。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能写出一流的歌,不代表能拿到一流的运气。他自己的那些作品,大多数时候只在固定的听众圈子里流传,没有哪一张卖到过《偷心》那样的数字。出道即巅峰,这句话放在他身上没错,但「巅峰」指的是他的创作被歌神唱了,而不是他本人的演艺事业。一个人见识过顶峰,又在半山腰走了二十多年,他比谁都清楚这行是怎么回事。但他没有停下来。
这中间有一个颇堪玩味的细节。那些年,业内流传着一句话,说游鸿明是「盗版唱片销量之王」。这话的语境既心酸又黑色幽默——他的正版唱片卖得差强人意,盗版却卖遍了街头巷尾。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衡量一个歌手火不火,去夜市看有没有人卖你的碟就知道了。游鸿明的碟,几乎每个盗版摊上都有,跟周杰伦、刀郎摆在一起,五块钱一张,塑封粗糙,歌名常常印错。但买的人多,放出来一听,确实是他的声音。
「盗版销量之王」这个说法,游鸿明自己没有否认过,也没有拿它做过文章。他被问起的时候,只是淡淡地说,至少说明有人听。这话说得轻巧,里头却是十几年难堪的处境:歌红了,人没红。盗版商靠他赚了钱,他自己没赚着。但你要说他完全不在乎——他大概也习惯了。一个被天王选中的作曲者,自己走到台前之后,走红的方式不是靠正版排行榜,而是靠盗版地摊的覆盖率。这种事换了谁都不太容易消化,但他似乎消化了,还消化得不动声色。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后来的歌里总有一种认了却不认输的东西,不同于那些从一开始就没红过的歌手,也不同于那些爆红之后迅速陨落的流星。他卡在中间:被足够多的人听见,却没有被足够多的人看见。
回到他还没走到台前的日子。游鸿明出道前在民歌西餐厅驻唱,干过传播公司的企划,算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打了个不体面也不丢人的过渡。木吉他、昏黄的灯光、台下的零星掌声,这种场景他待了好几年。闷头写歌,闷头唱,不声张。那种年代还没有选秀,也没有短视频爆红这一说,出头的方式就是熬。熬不过去的人做了别的事,熬过去的人慢慢浮出了水面。
那些能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歌,往往不是宣言,不是口号,而是一瞬间的诚实。比如《下沙》,管弦乐和合成器堆出一个沙尘弥漫的空间,他的嗓子像沙漠里走投无路的旅人,真音假音来回翻,唱出一种接近歇斯底里的绝望。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感情这东西跟沙子一样,抓得越紧,漏得越快。但你没法松开手,因为松开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写《诗人的眼泪》,灵感来自李后主——一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皇帝,历史上被人褒贬了一千多年,但游鸿明想的不是对错,而是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种社会背景之下,总有些爱情是不被祝福的,偏偏有人义无反顾。他大概觉得这故事跟自己有点关系,或者跟听他歌的很多人有点关系。他不是在用典故装点门面,是在写所有人的事。
写《花蝴蝶》那年,他在自己网站上看到一个男歌迷的留言。那个歌迷发现自己不是女朋友最爱的人,女朋友同时有好几个男友,他试着忘记,却愈陷愈深,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游鸿明吓得赶紧回信安抚,然后心有所感,写下了那首歌。更妙的是,好友张宇后来在节目中爆料,游鸿明读书时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初恋女友并不专一。这大概就是他把歌唱得那么痛的原因——不是技巧,是经验。他自己当过那只飞蛾。
游鸿明这个人,生活中有一种近乎笨拙的固执。太太是空姐出身,结婚多年一直约定每年要有自驾旅行的时光,女儿在台下喊安可,一家人不声张地活着。但有一个细节实在让人忍不住笑:他曾两次在法国街头因为想吃炒饭而跟太太吵架。太太坚持要吃当地菜,他却固执地想找中餐,「三十几岁的时候,不能离开中式饮食太久」。最绝的是两年之后,两人再次路过同一条街,再次闻到炒饭香,再次为同一件事吵了起来。一个写情歌写到骨子里的人,出门在外想的就是一碗炒饭。这种分裂倒也不奇怪。浪漫和现实从来不是对立的,更多时候它们挤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时不时互相绊一跤。
说到歌,《楼下那个女人》算是一个异数。这首歌用了一种「歌中歌」的结构——游鸿明以旁观者的口吻唱主旋律,背景里若隐若现飘着万芳的《新不了情》,两个旋律像两条线偶尔交叉、大部分时间平行,拼出一部六分钟的声音电影。歌词讲的是一个住在楼下的女人,被包养的身份,用复杂的目光看着楼上的男人。都市里的感情总是这样,近在咫尺却说不出口。这首歌的戏剧结构放在今天来看依然前卫,但当年没怎么被谈论。好作品被忽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常态。
2014年,他因为嗓子问题做了鼻喉手术。对一个歌手来说,这是顶要命的事。术后恢复那段时间他几乎消失了,偶尔出现在一些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被拍到吃力的表情。网上开始有人说他「过气」,说那个能唱高音的男人回不来了。但他似乎对这些议论没什么反应,继续跑他的小场子,继续唱那些老歌。
一个能写《别问》的人,选择了继续被问。他没回答的那些话,大概都散落在歌里了。有意思的是,消失了十八年之后,他回到台北开了场演唱会,票秒光。他自己在台上开玩笑说这是「苦守寒窑」,说这些年到处飞来飞去,像候鸟一样,「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为了金钱还是满足感」。这话听起来像自嘲,但后半句没说出口的意思是:到了这把年纪还在唱,大概不全是为了钱。
游鸿明的歌之所以能留下来,大概是因为它们都太普通了。普通得像任何一个成年人在深夜对自己说的话。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办?爱错人怎么办?被留下了怎么办?他唱的每一首,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叹息。真正动人的流行音乐往往并不宏大。它就像一盏孤独的台灯,刚好照亮一小片桌面,但在那个光的边缘,你可以看见自己手的影子。
这世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不会吆喝,不爱热闹,在该炒作的时候保持沉默,在该争抢的时候后退一步。但你隔了很多年回头一看,他还在那里,还在唱。从《别问》被张学友唱红的那一年算起,三十多年过去了,喜欢他的人算不上多,但每一个都很长情。那些年街边盗版摊上五块钱一张的CD,那些印错歌名的粗糙塑封,大概也是一种无声的证明:有人需要这些歌,只是没有通过排行榜的方式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