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改变世界？心理学生入职英国政府，如何利用学科知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思考]】
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会长专栏”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政府前官员Carla Groom。APS会长James Pennebaker介绍称：“在本期会长专栏中，我邀请了Carla Groom来写一写她利用心理科学方面的训练给英国政府带来真正变革的经历。她曾经是我的博士后。她的故事指出了心理学训练在影响和测试波及数百万人生活的政策变化方面可能发挥的一些重要作用。”

Pennebaker还指出：“美国心理科学协会越来越注重支持那些有志于在传统学术机构以外的商业、政府、其它部门开展研究的会员。Carla Groom的经历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道路。Carla Groom在工作和养老金部工作了近20年。在最后10年里，她领导该部门的行为科学团队，后来更名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科学团队。她现在是一名独立顾问，为政府和其它机构提供服务。”

Carla Groom的这篇文章，摘译如下：

当我还是一名心理学本科生的时候，我就深深迷上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改进人们做出决策的方式。我带着这个问题，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博士后，再到一段咨询工作。

之后，我入职了英国政府，参与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职场养老金改革。这个项目基于心理学“助推”（nudge）原理。我们把默认选项从「不储蓄」（不存入养老金）改成了「储蓄」，但个人依然可以自由选择。大多数人都保留了默认选项，这意味着英国养老金计划每年会额外增加491亿英镑（约合4524亿人民币）的资金流入。

2015年，我们的政策总司长Jeremy Moore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个项目如此成功？我们是不是仅仅“利用了惰性”？又或者，干预本身，以及改革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中，还有更多可能性？心理学和相关学科还有没有其它方式可以改善结果？

他非常渴望新的思路。因为我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就把构建这种新能力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召集了一群心理学研究者、社会学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哲学研究者。

我让大家围绕着一个所有人都认为需要解决的特定“元问题”来开展工作：政府所做的决策，有时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的不准确假定上。

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现实问题上。这按理说该叫作“实践研究”。但我把它叫作“通过多管闲事来学习”（learning by meddling）。

我们最喜欢的案例是，帮助人们在自愿的情况下把工作和无偿照护结合起来。当自己心爱的人生病或残疾时，人们感觉自己不得不被迫放弃工作。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者，我直觉上认为，成为“照护者”会涉及多个转变节点和复杂的身份转变。而且，决定由谁来承担照护责任的过程，很可能充满了社会规范、家庭期待、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决策。

然而，英国政府当时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类：要么是“照护者”（carers）、要么是“非照护者”（not carers）。我们意识到，当时的体制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群体：“潜在照护者”（potential carers）。

我的团队认为，当自己心爱的人变得需要被人照护时，人们应该做的和可能会做的有所不同。他们真的会详细规划由哪些家庭成员分担照护吗？会马上考虑到照护责任对工作的影响吗？会考虑远期的可能选项吗？

我们发现，潜在照护者所能获得的信息是碎片化的，充满各种假定，而且并不是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说的。

于是，我们与国家健康服务部门、一些慈善机构、地方议会开展合作，以接触潜在照护者。

果不其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刚开始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人们往往是在混乱中硬撑，哪里出问题就临时去灭火。只有到了危急时刻——已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了——他们才会把自己视为“照护者”，开始寻求支持。

我们找专业的内容设计师开发了一些材料，通过合作机构将它们融入网站和宣传册，并和照护者一起测试这些材料。我们还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尽早接触到这些内容，例如，在药房的袋子上加上提示信息。

这个案例给出的启示是，一旦我们共同看见了这种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就能够协调行动来解决它。

我这里所描述的这些工作，并不是天然适合美国心理科学协会的。我们没有做随机对照实验，最终成果发表不了期刊，而只是发在政府网站上。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更多人创造路径，让他们能够跨越学科边界，在应用情境中深入观察，再抽身研究？如果美国心理科学协会愿意为心理学研究者策划出这样一个空间，它会是什么样子？

加强研究生培养

我雇用的许多人，背景和我很相似。他们思维严谨，对人类认知和决策有一张概念地图。他们能够发现含混不清的思路，并提出澄清。

但是，他们需要接受定性方法、复杂科学、系统动力学方面的训练。还有，关于什么类型的活动可以被科学所接纳的观念，也需要重新学习。实践研究会教会你一些东西，以任何阅读或实验室研究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带来真实的价值。

在实践中寻找假设

制度研究所抛出的各种现象，和大学校园讨论中产生的现象一样值得研究。照护者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个体决策所处的社会情境很重要，而且我们可以用严谨的方式去研究它。

方法和认识论上的创新

像我这样的实践科学家，会一直与一种张力搏斗：一个项目的设计到底是为了发现某种普遍为真的东西，还是为了尽可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照护者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混合使用了多种方法，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建立起了一个把「解法」放在优先位置的研究团队。如果我们死守随机对照实验，我们就绝不可能得到我们后来得到的结果。养老金改革也同样不可能做随机对照实验。

聚焦理论

Kurt Lewin曾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 年，我表示赞同。实验室结果是有边界的。实地研究依赖于具体情境。但理论在帮助我们理解复杂问题方面非常有用。比如，我发现4-E认知科学特别有帮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把认知理解为嵌入身体之中、嵌入情境之中、在互动中生成、通过工具/环境得到延展。

把集体决策作为分析单位

心理学家已经从个体决策中学到了很多。职场养老金的默认选项，就是这类工作的一个惊人成果。但人们常常会一起做出重要决定，例如面临照护需求的家庭。现在，我们又把AI协作者加入到了思考的组合之中。

一个用来设想未来的地方

经济学家常常因为过度简化而遭受批评，但至少他们在努力给出对当前局面的解释，以及接下来应该如何推进的想法。我的工作表明，结合邻近学科和互补学科，利用心理学的工具和理解，也有可能做到类似的事情。我在此给美国心理科学协会提出一个挑战：去检验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工作是可以规模化展开的。

来源：Groom, C. (2026). Ten years apply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side the U.K. government.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