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4日，是东京审判中，中方检察官向哲濬首次发言的80周年纪念日。

🚩今年5月3日，央视用AI复原了向检察官的声线，配到了当年影像，我们第一次听到向检察官掷地有声的话语：“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1946年的这一天，日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日本战犯作无罪辩护，声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向哲濬当即举证反驳：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

“七七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

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平民死于非命。

这些我们今人看着都会冒火的场面，向检察官依然维持着冷静与风度，虽然带着愤怒，但是清晰、平稳地对日本战犯与狡辩的律师输出着：“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图3）

🚩这之前，向检察官已经很久没睡好了，站在法庭上的马拉松，本身就是对他身体和意志的考验。

有一组数据：东京审判期间，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与日交战时间不长的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连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而抗战最早，遭受日本侵略最深的中国，起诉书列举了日本战犯55项罪状，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44条之多。

可是中方代表团前后合计只有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

甚至在开庭前和开庭初期，检察官团队工作最为吃重的时候，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2人！

🚩中国代表团的人少，甚至把国际法庭都给惊动了，洋人同事看到他们这么夜以继日却又形单影只，都又心疼又紧张，建议秘书多请人员来协助。秘书也很为难，既不好说国家穷，更不能说政府不重视。

几十年后，向检察官的儿子向隆万教授跑到美国去借阅蒋家托管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发现那三年，蒋介石日记里对东京审判的记录，只有区区2次。

🚩值得一提的是，向检察官在此前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东京审判的中方法官原计划由他担任，但他认为自己年龄偏大（时年54岁），转而推荐了自己清华大学的师弟、同样有着英美法知识背景、精通英语的梅汝璈（时年42岁）出任法官。

可是在这焚膏继晷、一人掰成几人用的马拉松加班中，他从没说过一次自己年龄大！

🚩我们不能忘记，当年国际法庭也有不少外国友人，协助了中国检查团的工作。首席检察官季南（图5）多次要求南京方面增派人手，并与向检察官合作质询日本战犯。

美国检察官萨顿（图6）在1946年先后两度来华，足迹遍布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走访了官员、传教士、医护人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证词、统计资料和照片档案，并撰写了来自中国的系列报告。这些材料至今仍是研究东京审判和日本战争罪行的珍贵史料（图7）。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向检察官除了一人当N人来用，夜以继日搜集罪证，设计突访以外，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司法行政部发电，要求迅速提供日军在华暴行证据。

此外，他还得到了时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朱世明（图8）的帮助。1946年3月31日，朱世明飞抵东京时，正是向哲浚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朱世明得知后，亲自出面，说服麦克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方档案，从而使得向哲浚从极度机密的日方文件中，获得了战犯们的第一手罪证。

🚩在此期间，向检察官还做了两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第一，罪行的起始时间界定问题，成功将罪行的起始时间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15国共同签署的《非战公约》作为重要法理依据，将起诉起始时间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这一关键定性，论证了日本侵华的蓄谋已久，打破了日方辩护律师试图将“九一八”描述为一场意外，不仅为中国漫长的抗战史正了名，更为整个东京审判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第二，甲级战犯名单问题。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达东京当天，便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其中，土肥原贤二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列为被告人。

正是由于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努力和坚持，才把对这个特务头子及日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控诉争取到由中国检察官负责。

而对于中国法官和检查团来说，更为艰苦而精彩的战斗还在后面（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