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上的《范进中举》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主体性”问题。

“科举”的本质其实是竞技比赛，要确保相同条件同时有严格的评分标准。这个东西其实像打游戏一样是靠攻略和反复练习提升的。

而且因为是竞技比赛，和社会现实中的劳动生产生活是两码事，现实生活可不确保相同条件或严格打分。

所以“科举”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虚构世界，而任何一种单纯的虚构世界都可能让人瘾中毒。人如果从日常生活剥离后还要活下去，就得需要其他人来接济，最直接的就是啃老。

而如果作为纯粹的竞技比赛，参与和体验这场游戏本身就是意义，这层意义其实在“中举”前就已经达成了。

而且因为日常生活并没能迫使范进退出这场游戏，范进作为学生的自我认同是相对稳定的，可以稳定地无限期延迟毕业直到自己不能继续啃老。

“中举”则一下打破这层稳定。

实际上课本上大概不会说“清朝雍正年间规定，举人免除100—200亩的税赋和十几户徭役，举人可以把这些免税免役的额度卖给别人，收取额外的钱财”

所以，我如果是范进我也得疯，因为这要放在今天，就意味着大把的企业会找上门来，银行会争着给我放贷款。

而且，我还可以用挣来的钱打基础，在官场继续往上爬，获得更多的权力。

所以地方上的乡绅当场就找来了，这个构造其实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举制度颇为相似。当地议员权力越大，给当地的政策倾斜就越大。所以最好是同乡，乡里乡亲知根知底靠人际和地缘关系连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范进因为“中举”这个事情，他的“主体性”突然跳出了“科举”这个“竞技比赛”的范畴（学生身份）和社会现实挂钩了，而且直接跳过了“劳动”这个步骤。

因为社会还不需要范进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劳动，只需要他出售权力。所以他不能发疯，因为疯子不能作为行为责任人，也就无法出售权力了。

而范进作为个人的主体性就丧失了，范进就变成了连接地方和国家政策的节点（变成了公人），于私则成了倒卖权力的中间商。

“科举”的作用是进入这个系统的通行证，但是按当时话说应该叫“体统”了。

现在没了这个制度后，学历其实变成了通向所谓“高级劳动”的同行证。所以还是劳动，而不是“中举”这样可以直接转换成资产

现代打工人议价能力还是性别、年龄、劳动能力。除非你变成股东或者投资人，增加自己的不劳所得。

但是不劳所得的前提得是大部分人都从事劳动。而因为劳动者是人，所以才会需要范进这种“乡里乡亲”的物理上的人和地理上的人类共同体。

如果劳动者都是AI或者机器，那就完全可以不是物理上的人，有个虚拟的法人格就可以了。一个AI大概不会因为和另一个共用同一台服务器或者数据中心，而产生什么联系。

而且倒卖权力这件事其实不需要什么判断力，只需要条件适配的时候正好是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活人和木偶其实没啥区别。只要屁股够稳，不是满街乱跑的疯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