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云南

阿甘本曾区分两类诗人：一类是名称诗人，一类是话语诗人。于坚无疑属于前者。“云南”是他一生都在书写的名称。名称的本质在于，它不会被耗尽。它是在场，亦是缺席的中心。名称总是指向那个话语或逻各斯捉襟见肘，甚至轰然崩溃的点。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认为名称会像皮鞋一样磨损。磨损在哪里？就在那些将名称降格为一般能指的道听途说、闲言碎语与陈词滥调中。于坚多次提及，写作即是对陈词滥调的反叛。这显然是一种海德格尔主义。这就是名称诗人的使命：时刻警惕语言的命名力量，即语言与事物重新勾连的能力。这就是“诚”。诚，便是在能指的无限滑移中找到恰当缝合点，使意义不在抽象中无限延宕。

罗蒂对名称则不屑一顾，他显然是话语哲学家。在他看来，名称无所谓磨损，相反，越是被使用、被“糟蹋”，名称就越有活力。但海德格尔们会说，这种活力往往是一种抽象的活力，它追求一种脱离地面的“普遍话语”，却牺牲了事物本身的实感和尊严。

说说我对诗人的偏好吧。我确实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故作深沉、充斥着反语义嗜好和精致段子的诗。那种仿佛不经过专业解密就无法读懂的文本，总让人觉得它在传达某种至关重要却难以言喻的玄理。我反对这种东西。我坚信诗人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想说的就在纸面上。一般而言，诗人的思辨兴趣和能力都很弱，但这不是埋汰，而是界定：如果你真是一个诗人，你感兴趣的应是皮肤与现象；五脏六腑那是科学理性忙活的事。

支持我这一观点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确定性就是铲子铲不下去的地方。那是地基，意味着我们无法也不该再往下追溯、解释或分析。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如其所是的样子。再无理由，再无根据，再无须辩驳。我认为写诗就应当抵达这个点，这个界面。这个界面的语言如其所是，它就是“生活形式”本身。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也有于坚不断强调的“修辞立其诚”。诚实，即如实描述，停止解释的兴趣。这就是寂静主义。在确定性面前，我们无须做作。维特根斯坦认为，要破除语言的迷障，要让苍蝇飞出瓶子，就必须回到词语的真实使用场景，擦鞋一样擦亮语言，恢复词语本来的力量。@于坚 等第三代诗人，堪称诗歌界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语言在朦胧诗一代已然走偏，变得做作夸张，与生猛的日常语言渐行渐远，变得浮华、空洞。故而需要一场维特根斯坦式的反叛。这种反叛有时被称为先锋，其实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向下的，它旨在把语言拉回近处，重新切题。

这就是于坚“拒绝隐喻”的真意。这里的隐喻，指的是不自然、不生动、脱离了低级趣味（大地之低）的语言，是那些让语言的苍蝇重新飞回玻璃瓶的语言。对我而言，这类语言就是那些晦涩难懂、势必要表达某种深沉谜底的语言，比如曾经的象征主义。我想说：别骗我，你其实说不出什么的，你肚子里没那么多货。我确信，诗歌最“得意”的那个点，正是铲子压不下去的那个点。那个点无须商量、无须长篇大论。它就是难得的“现象”时刻，即事物被如其本身地看见的时刻。

维特根斯坦特别在乎语言的准确性。什么叫准确？假如你在观察一场暴雨，“‘你看到多少水滴’这个问题的恰当答案是：很多。并不是因为没有确切数字，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数学》，28页）这就是准确。关于准确的真相是，没有脱离情景的准确。这当然也就是于坚看重的“诚实”。不是回到抽象的、注定无效的阿拉伯数字，而是回到准确的描述，情景中的描述（在厨房中“加盐少许”是准确的，但在药房，药粉的重量可能就要精确到“克”，甚至更低）。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哲学研究》，126）谢尔兹就此评论道：“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极端重要的东西不应该需要特殊的技巧或机智。我们的获救不可能依赖于工程师的谨慎或学者的博学。”（《逻辑与罪》，90）把这段话里的“哲学”改为“诗”，便是我想说的全部。

“诗”只是把一切都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我认为诗的功能之一，就是对“隐藏”的反叛。这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忙着把各种东西隐藏起来，那些直插天庭的钢筋水泥就是为了藏东西的，那些精细的区分系统也是为了藏东西的，而诗歌唯一的法度就是分享，就是摧毁语言自我设定的城墙。

关于诗歌分类，阿甘本如是说：“诗歌语言是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地，其中涌动着两股相反的潮流：一股走向名称，另一股将词语捆绑并扣押于话语关系。所以，可以根据诗人身上占主导的连接类型来区分诗人：一类是颂歌，它总是对一个名称的赞颂；而另一类是哀歌，它哀悼颂歌的不可能性，悲叹名称的失败。”（《工作室里的自画像》，123）

“我们被赋予语言不只是为了就某些事物说点什么，语言首先是朝向名称的张力，是名称对逻各斯那无尽的话语网络的挣脱。”（《工作室里的自画像》，124）

于坚这首新出炉的《云南二十二行》，显然是对一个名称，“云南”，的赞颂。于坚是怎么做到的？以念咒般的节奏，招牌式的句首韵，以描述性话语与万物名称交映叠加的方式做到的。于坚不商量，也不寻求审慎对话（于坚更靠近德勒兹而非哈贝马斯），“无尽的话语网络”不是他的特点；他是笃定的，肉感的，他的语言坚定地朝向名称。

那么，这样的诗狭隘吗？深受现代个体主义思维污染的人会有此一问，他们认为将诗限定在地方化专名中便是民族沙文主义。但他们忘了，抽象的、自我剥离的个体主义更是一种沙文主义，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和消费逻辑共生的霸道的沙文主义。

而于坚的“云南”、乔伊斯的“都柏林”以及威廉斯的“帕特森”，因对名称的重视和对话语的警惕，恰恰证明了：文学越是执着于具体的地名与人名（想想在都柏林街头游荡的尤利西斯），它就越能摆脱地域的局限，从而达到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云南二十二行》
于坚
有人说起过云南
就像说起他的青年时代
那里的高山 那里的河流
峡谷和红色土地
那里的原始森林
住在阿者科的巫师
那里的大象 孔雀 酒
陶器 蘑菇 犁头 水果
和景颇族女人的灵魂
鲁诺迪基之父总是
和所有的马匹处得很好
他妈妈是斯布炯神山下的女王
她的鸡 她的狗 她的布
那里的民族举着火把
那里有许多从不写诗的胡安·鲁尔福
那些戴草帽的古铜色的人
忧郁的老爹 哭泣的祖母
他们在六月的半夜跳舞
野火照耀着神树
那里的人从未去过纽约
每个人都在秘密地燃烧
在秋天 当月光照亮山谷
2026.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