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粟特（四）

第三章 昭武九姓：九个城邦，一个没有帝国的民族（2）

摩尼教真正在粟特人中获得大规模传播，要到粟特人的商业网络向东延伸到了回鹘人的地盘之后。摩尼教早在公元763年以前就已经传入回鹘民间，并得到官方认可，开始公开传播。而给回鹘人传教的，正是粟特商人。回鹘汗国在公元763年正式把摩尼教定为国教，而主持这件事的，极可能就是粟特摩尼教徒。回鹘为了依靠粟特商人发展商业经济，故赋予粟特人所崇奉的摩尼教以国教地位。摩尼教在鄂尔浑回鹘人中曾得到广泛流传，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摩尼教在唐代中国的命运则一波三折。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原名《沙卜拉干》，摩尼亲笔用中古波斯文撰写——入唐，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原地区公开传教。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摩尼教被下诏禁止。但禁令只针对汉人，西域胡人仍可私自行持。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回鹘出兵助唐平叛，回鹘可汗在洛阳接触到摩尼教，于是摩尼教借回鹘的政治势力再度在中原大规模传播，直至会昌灭佛时遭到毁灭性打击。

会昌灭佛，是摩尼教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大规模取缔佛教和外来宗教，摩尼教也在打击之列。寺庙被拆，经典被烧，教徒被迫还俗或者转入地下。从此，摩尼教在中国由公开传教的宗教，变成了秘密结社，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从而改称“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故敢于造反，屡有反政府之举。自北宋末年起，明教在江浙、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普遍传播，风靡一时，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民间力量。

然后，就发生了那场改变了明教命运的大起义——方腊起义。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在浙江起兵。方腊本人是一个明教首领，他利用明教的信仰和组织网络，迅速聚集了数万教众。方腊起义的声势极大，一度占领了江浙地区六州五十二县，整个江南震动。北宋朝廷调动了最精锐的西军，用了整整一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方腊被俘，押送到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之后，宋朝政府对明教展开了残酷的清洗。明教徒被称为“吃菜事魔”——因为他们不吃肉、不喝酒，只吃蔬菜，举止诡异，外人觉得他们是在“事奉魔鬼”。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明教徒屡遭镇压。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消灭。每当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的时候，明教的火种就会在东南沿海的乡村里重新燃起。明教徒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所以他们从来不畏惧反抗。只要有黑暗存在，就有人等待光明。

到了元朝，明教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相对宽容，摩尼教一度成为能够比较自由传播的宗教。但明教内部那种“驱走黑暗、迎接光明”的教义，天然就带有反抗基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明教与白莲教开始融合，最终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红巾军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这句口号，是中国秘密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两句话。它把两套信仰体系拧在了一起。“弥勒下生”来自佛教净土宗，说的是弥勒佛降世拯救众生。“明王出世”则来自明教的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明王，在明教的教义里，是光明之神的使者，是来驱散黑暗、建立光明世界的救世主。红巾军的领袖韩山童，自称“明王”。他利用这个称号，号召天下受苦的百姓跟他一起造反，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韩山童被元军杀死后，他的儿子韩林儿被红巾军拥立为“小明王”，建立了“大宋”政权——这个“宋”，指的是要恢复汉人的王朝。

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接着是瘟疫。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半个月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大哥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家里穷得连一块埋人的地都没有。邻居给了他一小块地，他才把亲人草草埋了。这个少年，就是朱元璋。

埋葬完家人之后，朱元璋走投无路，到皇觉寺出家当了和尚。但庙里也养不起这么多人，他被赶出寺庙，披着破袈裟，拿着一个瓦钵，开始了三年的云游乞讨生涯。正是在这段云游的日子里，朱元璋接触到了白莲教、明教的地下组织。他听到了一句口号：“明王出世，普度众生。”对于一个亲眼看着全家人饿死、自己只能沿街乞讨的少年来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黑暗的尽头有光，意味着受苦受难的人终究会被拯救。

公元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了濠州的红巾军，成为了郭子兴手下的一名小兵。郭子兴是白莲教徒，他的部队打的是红巾军的旗号，信奉的是“明王出世”。朱元璋在红巾军里迅速崛起，靠着自己的才能和心计，一步步从小兵做到了元帅。但他始终不是自己的老板。他的法统，来自小明王韩林儿。直到1366年，朱元璋派人把韩林儿从滁州接到应天府，途经瓜洲渡口，船翻了，韩林儿淹死在长江里。谁动的手？历史上没有明说。但韩林儿一死，朱元璋就成了红巾军最高领袖的不二人选。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天的南京——正式登基称帝。

问题来了：国号叫什么？

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后的官方文书里，都没有说明为什么选择“大明”两个字作为国号。他没有解释。后世的研究者只能根据蛛丝马迹，做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大明国号的来源，史学界有三派主流的说法。

第一派，以明史大家吴晗先生为代表。1941年，吴晗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明教与大明帝国》。他的核心观点是：“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翻译成白话：明朝的国号，来自韩山童和韩林儿父子的“明王”称号；而“明王”这个称号，来自明教的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所以，大明的国号，本质上来自明教。

这个解释流传极广。因为它太有戏剧性了。一个靠明教起家的皇帝，建立了一个叫“大明”的王朝。这个逻辑链条简单、有力，符合人们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期待。金庸后来在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明显参考了吴晗的研究。在《倚天屠龙记》里，朱元璋是明教凤阳分坛的头目，后来靠明教的势力打下了江山，国号自然就是“明”。小说最后一幕，朱元璋设宴庆功，席间明教教众兴高采烈，朱元璋却冷淡地宣布明教从此解散——因为他的江山已经不需要这个组织了。

但是。吴晗的学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这就是第二派。1980年代初，元史专家杨讷教授在仔细研读了所有现存的元代白莲教史料之后，对吴晗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驳斥。杨讷指出：元末红巾军的口号“明王出世”并非出自明教经典，而是出自佛教的《佛说大阿弥陀经》。这部经书里写道：“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阿弥陀佛就是“光明之王”，可以简称为“明王”。红巾军领袖韩山童自称“明王”，其宗教背景是白莲教——而白莲教是佛教净土宗的分支，与明教无涉。

杨讷的结论是：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表明新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即使是幽冥之处也“常大明”。这也是朱元璋对自己曾经出家为僧的经历的纪念——他毕竟当过和尚，佛祖的经文他熟。

第三派是在第二派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201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杜洪涛提出了一个更“正经”的解释：大明国号出自《易经·乾卦》。“乾卦”里有一句话：“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前面还有一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朝的国号“大元”就是从“大哉乾元”来的。元朝取自《易经》，明朝作为元朝的继任者，也从《易经》里取国号——“大明终始”，寓意一个新的光明时代的开始。这个解释摆脱了宗教说，把明朝国号放回了儒家经学的正统框架里。而且和大元的出处完全平行，在政治宣示上说得通——你们大元从《易经》来，我们大明也从《易经》来，我们是正经的继承者。

这三派说法，哪一种是真的？朱元璋没有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倾向于杨讷的佛教说，认为“明王”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与明教无关。但吴晗的明教说凭借其强大的叙事力和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解释。这三派恰好涵盖了朱元璋身上最复杂的三个身份：他或许是靠明教起家的革命者，他或许是信佛的和尚皇帝，他或许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的汉人天子。三者并不矛盾。一个人可以有多个面孔。一个国号也可以有多层含义。

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过来剿灭明教。

洪武三年，朱元璋颁布“禁淫祠”诏书，规定“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明尊教”就是明教。紧接着，在编写《大明律》的时候，朱元璋又把明教、白莲教等列入“旁门左道”之列，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不但如此，朱元璋还专门用了一个“上逼国号”的罪名来打压明教。意思是，你一个邪教，名字竟然跟大明国号一样，这是僭越。以这条罪名，大量明教教徒被杀。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靠明教起家的人，翻身就要灭掉明教？

原因很简单。朱元璋太了解明教了。他经历过元末的乱世，亲眼看见过明教的教义——黑暗终究要被光明战胜，受苦的人要站起来反抗——是如何把散沙一般的农民组织成一支可以推翻王朝的军队的。这套教义的底层逻辑就是造反。在打天下的时候，它是工具。坐天下的时候，它是炸弹。朱元璋打了半辈子仗才坐上龙椅，他不能让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把他拽下来。所以他不但要消灭明教，而且要让它死得干干净净，连名字都不能留。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打击下，繁盛一时的明教逐渐销声匿迹。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只剩下一座明教寺院——福建晋江的草庵寺，也是全世界现存唯一一座完整的摩尼教寺庙遗址。

这条从波斯经粟特商人传入回鹘、再潜入中原的信仰暗线，横跨了一千年。粟特人或许从未想过，自己随手带进丝路的一个宗教，会在千年后化作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名字。而他们自己，却早已在另一场风暴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分岔口。

三、佛教与景教：粟特世界的多元信仰

如果说祆教是粟特人的底色，摩尼教是粟特精英的“文化品位”，那么佛教和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则是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自然接触并接纳的外来信仰。

粟特人最早接触佛教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印度阿育王时代（公元前3世纪）。佛教从印度向北传播，经过犍陀罗地区，进入中亚，粟特绿洲自然是必经之路。但有趣的是，粟特本土——撒马尔罕、布哈拉、片治肯特——一直没有发现用粟特文撰写的佛教经卷。这是因为粟特地区仍以祆教为主，只有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旅外粟特商人，才有信仰佛教的情况。此一现象可从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得到印证。

换句话说，在老家粟特，佛教是边缘化的；但在粟特人的侨民社区——尤其是西域和中国境内的粟特聚落——佛教信仰相当普遍。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粟特文佛经残片，涵盖《法华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多种大乘经典。这些佛经全部是用粟特字母——也就是粟特文三种字体中的“佛经体”——抄写的。粟特人不仅信佛，还参与了佛经的翻译工作。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团队里，有不少粟特人充当了“译语”——也就是汉文和梵文之间的中介翻译。

景教则是基督教的一支，正式名称是“聂斯托利派”。公元431年以弗所公会议上，聂斯托利派被罗马教会定为异端，其信徒被迫向东逃亡，进入波斯、中亚，最终沿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大约在公元6世纪，粟特商人将景教带入了西域地区。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粟特文景教文献，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编号Ch/U 6815）中的粟特文景教祈祷书残片，记录了完整的礼拜仪式，为东叙利亚基督教会在高昌的活跃传播提供了直接物证。

公元781年，景教徒在长安立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是景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实物证据，碑文中提到的“僧伊斯”，就是一个来自波斯的粟特景教徒，他曾在唐朝军队中担任过官职。这块碑的撰写者景净，同样是粟特景教徒，他精通汉文、叙利亚文和梵文，是唐代最重要的景教翻译家之一。碑文还详细记载了景教从波斯到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等皇帝对景教的礼遇。这块碑现在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高将近三米，碑首刻着十字架和莲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最直观的见证。

粟特文在书写景教文献时，使用的是叙利亚字母体系，和佛教用的粟特字母、摩尼教用的摩尼字母都不一样。同一个民族，写三种不同的信仰，用三套不同的字体。这种文化上的灵活性，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罕见。

四、多元信仰的生存逻辑

这种多元信仰的现象，在入华粟特人的墓志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宁夏固原隋唐史姓墓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其中史射勿墓的墓志铭最具代表性：他生前信奉佛教，死后却采用了祆教的天葬纳骨习俗，墓中同时出土了佛教造像和祆教祭司俑，是多元信仰共存的典型实物证据。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能够看出同一家族中体现出佛教、祆教和儒家文化等不同信仰因素，这种多元信仰的形成可能与粟特人本身宗教传统、统治者的倡导及固原当地汉化等多种因素有关。

粟特人在中亚本土的宗教信仰，同样是多元并存的。中亚粟特地区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区域，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先后流行。独特的历史背景缔造了富有魅力的粟特文化，也造就了粟特人文化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政治上相对弱势，使其形成对强大政权的惯性依赖。

这四种宗教，在粟特世界里不是水火不容的敌人，而是各取所需的工具。祆教管灵魂——死了以后怎么办，天葬怎么执行，圣火怎么点燃。摩尼教管智力——有文化的人读经、辩论、抄写精美的手稿。佛教管侨民——在汉地的粟特人需要和当地社会打交道，佛教是最好的社交货币。景教管外交——和叙利亚商人、波斯贵族打交道时，景教是共同语言。本质上，这是中间人思维在信仰领域的自然延伸。在商路上，信仰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降低跨文明交易成本的软通货。

这正是粟特文明最独特的基因：在文化上极度开放，在政治上极度灵活，在商业上极度精明。三者叠加，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文明之一。

五、一盘散沙的宿命

他们从来没有统一过。九个城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文化认同。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不关心整个粟特民族的命运。撒马尔罕的商人把货卖给波斯人，布哈拉的祭司从突厥可汗那里拿俸禄，石国的将军替唐朝守边境。他们从来不愿意凑钱组建一支粟特联军。他们觉得养军队太贵，不如把钱用来做买卖。

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给了粟特人极大的商业灵活性，也给了他们致命的军事脆弱性。在和平年代，灵活意味着利润——哪个帝国得势就向哪个帝国靠拢，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在战争年代，分裂意味着灾难——当真正的大敌压境时，九个城邦还在互相算计。

而历史很快就要来考验这个民族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两场同时降临在这个民族头上的风暴：一场在东方——安禄山叛乱，让中国境内的粟特人从一个被唐朝依赖的商业精英阶层，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叛贼同宗”，被迫展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身份漂白；另一场在西方——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让粟特人的故乡在火与剑之中被从地球上彻底抹去。

一个民族，两个方向，同一种命运。

但在讲故乡的毁灭之前，我们要先讲东边的故事。大批粟特人从东汉开始，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国。他们在凉州、敦煌、长安、洛阳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从商人一步步爬到翻译官、外交官、将军、宰相。

#大酋长和他的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