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六十周年，也就是十年浩劫正式爆发六十周年。重读王晋康老师《蚁生》，更觉触目惊心，生出无尽感慨，这部书恐怕在今天也很难有超越的，在中国科幻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堪称独一无二。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科幻小说，更是一部厚重历史记录，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和作者亲身经历，作为正面描写十年浩劫的作品，血肉饱满而细节丰沛地书写了那个疯狂错乱荒诞残酷的年代，而又是以科幻手法，其深度和张力超越了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用突破个体命运的全域视角进行自省和批判，是一部关于人性、乌托邦与历史反思的当代寓言，也对人类未来表达出深忧。它让我想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又是一部现代中国的《聊斋志异》。作品是二零零七年出版的，当时还没有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也相对沉寂，我一直以为对《蚁生》的评价还远远不够。
小说以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主人公颜哲是一名被下放到农场的知青，其父颜夫之是一位研究蚂蚁的生物学家，在浩劫中被迫害致死。颜哲继承了父亲的研究成果，发现蚂蚁分泌的激素“利他素”或“蚁素”能抑制个体自私本能并激发利他行为。颜哲与恋人郭秋云目睹农场场长赖安胜强奸女知青岑明霞并企图杀人灭口的罪行，为自保便用从蚂蚁中提取的“利他素”喷洒赖安胜及帮凶，使其变得温顺、明礼而勤劳。随后颜哲进行更大规模实验，将改进的“利他素”喷洒在所有知青和农民身上，把农场变成一个道德水平高尚、人人无私奉献的“大同社会”，这儿成了当时混乱中国的一个奇迹孤岛。但这个建立在生物化学控制基础上的乌托邦存在致命缺陷，脆弱的平衡终遭打破，在惨烈的冲突中多人死亡。实验失败后颜哲与郭秋云分道扬镳，他本人不知所终生死不明，那段令人发指的历史也逐渐被人遗忘，直到三十六年后郭秋云听闻农场旧址出现大量蚁群，排队到颜哲的衣冠冢前“朝圣”，才与现任丈夫一起重返农场重拾记忆，后人于是知道了中国曾有过那么一场惨痛灾难。
王晋康在小说中贯穿质疑精神，揭露了乌托邦理想的虚妄。个别人用外力通过“技术手段”试图抹去人性中的“恶”，而去营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却导致了更深层的异化和混乱。脱离现实建设完美社会的努力必将走向它的反面，从而让人间沦为地狱。主人公颜哲是一个“好人”，但他通过控制“利他素”获得了支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极端权力，“善意的暴政”引发了伦理和社会困境。当人的自由意志被剥夺，当人的生命也被操控，即使结果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又意味着什么呢？灾难之所以发生，乃是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掌权者永远正确和理性。
《蚁生》也令人想到王晋康的新作《行歌三叠》，书中进一步深化上述主题，描写了人类的天性是善恶同体难以分割，人性的复杂性可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纯洁无暇完满无缺的伊甸园并不能够持续存在，它本身也不等同于高级文明。支配者获取了不受约束的天下权柄，并以此竭尽资源服务于“蚁民”，令其获得无上“幸福”，这种权力是否存在结构问题？不同的是今后可能是人工智能将掌握这样的权力，那么会否带来新的人类浩劫？这次美国人率富豪团队访华，有人看到G2，有人看到和平，有人看到股市，也有人看到权力与技术的高度结合正成为新的时代特征。
《蚁生》虽是以女性人物郭秋云的观察者视角，却也可视作王晋康的自传式作品。他高中毕业于一九六六年即浩劫开始那年，失去上大学机会，随后下乡当了三年知青，后到铁矿做木模工，又调入柴油机厂。一九七八年高考恢复后他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八二年毕业分配到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后成为该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为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也是民盟盟员。他作品中那段历史，叙事朴实，白描刻画，栩栩如生，有史记般的笔触，使科幻设定没有任何悬浮飘摇，这在中国科幻作家中无人能替代。“蚂蚁”是全书的核心意象和隐喻，它把人带回那个无我而服从的集体至上时代，也暗示了个体意识的泯灭及在极端排他性支持下的争权夺利和血腥杀伐。农场作为封闭空间则是中国社会的微缩。小说细腻描绘了知青农场的日常生活、政治斗争、武斗场景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神狂热与压抑。在社会秩序崩塌的背景下，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作品通过颜哲父子两代科学家的遭遇，折射出特殊时代对知识、理性和科学的践踏，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今天重读《蚁生》并新读《行歌三叠》，我不禁为中国有这样的科幻作家而感到骄傲，也认识到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抓住时代的焦灼与矛盾，而不是仅停留在冥想个别的惊奇点子或编造繁复的花哨语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