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见证了女性电影现在的处境，有点像是“夹心层”：
一头是传统的男性中心解读。 他们看不懂女性之间的道义与共生，只会往“情爱”“妾室”“争夺男人”的框架里套。不是坏，就是蠢。他们的解读，本质上是把女性的一切行动拉回到以男性为轴心的坐标系里，你做了那么多，还不是为了某个男人？
另一头，是某些激进的“清洗式审判”。 她们拿着现代独立女性的标尺，去丈量每一个身处历史局限中的女性角色。稍有不够“纯粹”的地方，就是“精神妾室”“不够觉醒”“香火龟女”。这种审判太锋利了，锋利到抹掉了历史、语境和人性的灰度。
结果就是：女性电影很难做。
你写女性付出，有人说你“道德绑架女性”；
你写女性独立，有人说你“悬浮”“不真实”；
你写女性困境，有人说你“贩卖苦难”；
你写女性互助，有人说你“回避现实的残酷”。
谢南枝这样的角色，放在真实的历史里，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活出了最大的道义与自由。但放在某些极端的话语体系里，她却被简化成一个“妾室符号”或“不够觉醒的样本”。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完美受害者”的暴政。对女性角色的审判，有时比对男性角色严苛得多。男性角色可以复杂、矛盾、有历史局限，但女性角色似乎必须“纯粹”“正确”“无懈可击”，否则就要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可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把历史上的女性拎出来一个个审判，而是看见她们在局限中还能活出怎样的力量和光亮。是理解她们的选择，哪怕那些选择今天看来“不够完美”。
这很难，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这样的讨论，不是简单地骂哪一方，而是真正去理解：什么是好的女性叙事，什么是值得被记住的女性角色。
谢南枝值得被记住。就像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道义与独立的女性，始终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