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黄智雄
26-05-18 07:55

【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92岁高龄时去世了,她晚年写下的回忆录里,还特别感念着毛主席 http://t.cn/AXintVho 舟中史书集 2026-04-26 河南】

杨子烈晚年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往事如烟》。

书里头讲了很多事,从她在湖北枣阳的老家,一直讲到跟着张国焘跑到香港、又跑到加拿大的日子。

1994年她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那时候距离张国焘冻死在多伦多那家老人医院,也过去了整整15年。

她这辈子经历过的事,搁在任何人身上都够写好几本书了。

但她那本书里,反复提到一个地方——延安,还有一个人——毛泽东。

她说起这个人,语气总是带着那种说不清楚的感激,1951年跟程思远聊天的时候还提过,说当年张国焘不辞而别,毛泽东真是大仁大义,嘱咐她到武汉后好好照顾张国焘的生活。

这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事儿复杂得很。

1938年春天,杨子烈肚子里怀着孩子,在延安等着张国焘回来。

她不知道的是,张国焘那时候已经不打算回来了。

这年清明节,国共两党照例要去黄帝陵扫墓,国民党那边派的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中共这边按规矩也得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张国焘反复找毛泽东,要求让他去,说这对统战工作有好处。

毛泽东起初没答应,凭直觉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架不住张国焘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同意了。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专门把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叫过来,叮嘱了两句:一是保证张主席的安全,二是扫完墓就马上回来。

张国焘是4月4日去的黄帝陵。

扫完墓,他就钻进了蒋鼎文的车,让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自己坐卡车回延安,说他要去西安办事。

这一走,就没再回来。

从西安到武汉,他先是在西京招待所住下,又坐了火车。

在西安火车站,他给林伯渠打了个电话,让林伯渠到车站见面。

林伯渠匆匆赶来,听他说在延安待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去,张国焘不听。

林伯渠没办法,赶紧回去发电报,把这事儿报告给中央。

武汉那边,周恩来接到消息是在4月8日清晨。

机要科长童小鹏把电报交给他,周恩来看了,脸色很难看,让童小鹏把电报拿给王明、博古他们看。

他叫来李克农,交代了一个任务:张国焘坐火车到武汉来,你们到火车站去接,一定要接到办事处来,别让特务把人抢走。

李克农带着邱南章、吴志坚,连续三天在火车站守着,都没见着人。

到了4月11日晚上7点,从西安来的那趟客车到了,最后一节车厢里,邱南章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他马上招呼李克农他们上车。

张国焘坐在车厢一头,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李克农走上前,很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您。

张国焘明显紧张了,护送他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副官,也不敢吭声。

张国焘死活不肯去办事处,非要住外面。

李克农只好在江汉路找了个旅馆安顿他,让邱南章和吴志坚陪着,说了一句心照不宣的话:你们要负责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

邱南章和吴志坚都是政治保卫局出身,这话什么意思,他们比谁都清楚。

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这些人全来了旅馆,劝张国焘回办事处。

张国焘顾左右而言他,说陕甘宁边区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周恩来不接他的话,只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私自出走,希望他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

张国焘不听。

周恩来没办法,要求他向中央发个电报,承认错误,请示对今后工作的指示。

张国焘勉强起草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

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周恩来看了看,没说别的,只说既然到了武汉,就在这儿等中央指示吧。

中央的指示4月12日就来了。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联名给张国焘发了封电报,电文措辞很客气: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

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周恩来拿着这封电报去找张国焘,劝他搬到办事处去住。

张国焘还是不听,说自己感觉很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以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周恩来回办事处开了个会,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的决心已经很明显了,挽回的可能性很小。

但还是决定做到仁至义尽,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看看动静。

到了4月14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来了。

张国焘还是不肯去办事处。

李克农这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连劝带拉,把张国焘推上了车。

张国焘坐在车里,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在叹气还是在认命。

张国焘到了办事处,还是不安分。

4月16日上午,周恩来陪他去武昌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了蒋介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站在旁边,气得够呛,当场就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当天下午,张国焘又找借口说要配眼镜、看牙,要上街。

周恩来派吴志坚跟着他,还特意嘱咐带上钱。

张国焘在街上转了一下午,天快黑了又说要过江到武昌看朋友。

到了轮渡码头,他故意磨磨蹭蹭不上去,等轮渡要关铁栅门了,才忽然跳上去。

吴志坚眼疾手快,一个箭步跟上去。

到了武昌,张国焘还是不肯回汉口,吴志坚只好找了个小旅馆,两人吃饭过夜。

吴志坚趁他不注意,写了张纸条让茶房给办事处打电话。

周恩来接到消息,连夜派邱南章过江来接人。

张国焘还是不肯走,几个人连拉带推,把他弄上了轮渡。

上了岸,张国焘坚持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只好把他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三个人一起到太平洋饭店,跟张国焘做最后一次谈话。

周恩来给他提了三条: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说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需要两天时间答复。

周恩来他们前脚刚走,张国焘后脚就打电话约军统头子戴笠来饭店见面。

军统派了两辆车来,几个特务把看守张国焘的邱南章抱住,拉着张国焘就上了车。

当天夜里,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张国焘叛变的事。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这时候的杨子烈,还在延安。

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每天在窑洞里等张国焘回来。

等来的不是人,是一封信。

张国焘在信里说,自己在延安苦闷,现在到了汉口,希望她带着儿子到汉口团聚。

杨子烈后来回忆说,她看到这封信,整个人一下子就懵掉了。

她不明白张国焘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跟她商量商量。

但她还是决定去找他。

她去找毛泽东,说自己要到汉口去。

毛泽东同意了,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笺:“让子烈同志回家吧!”

这三个字,“回家吧”,里头的意思太多了。

杨子烈那时候还是共产党员,张国焘已经不是了,她要去跟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团聚,组织上完全可以不放人。

但毛泽东没拦她,还让交通员把她和儿子、妹妹一起护送到汉口,亲手交给张国焘。

这件事,杨子烈记了一辈子。

她在《往事如烟》里写起这段,说毛泽东真是大仁大义。

这话从一个跟着张国焘反共几十年的人嘴里说出来,不是客套话。

1951年她跟程思远说这话的时候,程思远也觉得奇怪,问她是不是真的。

杨子烈说,千真万确,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他没必要做给我看。

杨子烈这个人,说起来也是个不简单的。

她是湖北枣阳人,16岁就考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念书。

192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算得上是中共最早的妇女工作骨干之一。

她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都待过,给中共中央看过秘密机构,也经历过顾顺章叛变后在上海没法立足的日子。

她这一辈子,跟着张国焘吃了不少苦。

1931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她一个人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顾顺章叛变之后,她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儿子回老家,跟组织失去了联系,日子过得很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她通过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带着儿子张海威辗转到了延安,跟张国焘团聚。

那时候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9月6日正式改名的,从原来的苏维埃政府改过来,首府在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这个边区横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北起府谷、横山,南达淳化、旬邑,西至固原、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900里,东西800里,面积差不多18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150万。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也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

中央把这块地方交给张国焘管,用人的诚意是明摆着的。

但张国焘不这么想。

他心里头那根刺,从来没拔出来过。

当初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他自恃兵强马壮,做了很多出格的事,还给陈昌浩发过密电,准备搞“党内斗争”。

毛泽东得到叶剑英的报告,连夜带着红三军团北上,才避免了更大的麻烦。

张国焘带着部队南下,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还说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党籍。

后来南下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他才不得不北上。

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毛泽东还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这份胸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但张国焘不满足,他觉得延安委屈了他,他不想在这儿待了。

1938年清明节那个机会,在他看来就是老天爷给的路。

他走了之后,杨子烈在延安的处境其实挺尴尬的。

一个叛逃者的妻子,还怀着孩子,换了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有好果子吃。

但毛泽东没有为难她,还帮她离开延安,让她去找张国焘。

这中间的分量,杨子烈掂量得出来。

她到了武汉之后,跟张国焘过了一段日子。

后来张国焘被蒋介石安排到军统工作,她也跟着。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败退台湾,张国焘带着她去了台北。

在台湾的日子不好过,处处受冷落,没什么人搭理他们。

张国焘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又带着她跑到香港。

在香港住了好些年,1968年,两人又去了加拿大,投靠大儿子张海威。

张海威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也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张国焘夫妇跟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孙绕膝,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

有一张1968年拍的照片,张国焘和杨子烈坐在前面,两个儿子站在后面,前面还有个小孩子,一家子看起来其乐融融。

但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

大儿子的收入养不活一家五口,张国焘和杨子烈很知趣地搬了出来,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

加拿大的养老院,条件好的要花钱,免费的那种就别指望什么了。

好在加拿大政府给65岁以上的老人发福利金,老两口每个月领到的养老金,勉强够维持生活,偶尔还能到中国餐馆吃一顿。

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杨子烈那时候也70多岁了,腿还有残疾,根本照顾不了他。

张国焘只能申请住进老人病院。

那个病院在多伦多郊区,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很差。

他跟另一个老人挤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同屋的老人脾气很糟,有人来探望张国焘,他就嫌吵,不停地发牢骚。张国焘没法子,只能忍着。

中风之后,他说话不清楚,耳朵也背,每天坐在轮椅上在屋里活动。亲人偶尔来看他,他紧紧握着人家的手,有时候就流泪。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托人给蒋经国带了个信,蒋经国倒是念旧,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当医药费。

1979年冬天,加拿大特别冷,大雪下个不停。

11月26日是张国焘82岁生日,三个儿子把他从老人病院接出来,到张海威家里吃了一顿饭。

一家人在一起,他的心情好了些,不想再回那个又冷又破的病院了。

他脱口说了一句:“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家里人听了,心里都不好受。

但没办法,三个儿子日子都不宽裕,谁也没能力长期养着他。张国焘只能回去。

12月2日夜里,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的时候,把被子和毛毯都弄到了地上。

他按了好几次铃,护士都没来。

他就这么冻着,一直熬到第二天凌晨。

身体本来就弱,受了这么一夜的寒,人就不行了。

3日凌晨5点,他已经处在弥留状态,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等他家人得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张国焘的尸体已经放在太平间了。

杨子烈摸着丈夫的遗体,哭得说不出话。

她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声音都是抖的: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

更让人难受的是,张国焘死了,三个儿子凑不出丧葬费。

三个人都有家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分摊不下来。

杨子烈只好又托人去找蒋经国。

过了几天,台湾那边汇来3500美元,这才把张国焘的后事办了。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里,终年82岁。

杨子烈一个人又活了15年,1994年去世,92岁。

她比张国焘多活了这些年,把那本《往事如烟》写完了。

书里头写了很多事,从她小时候在枣阳老家,到白狼洗劫县城,到武昌念书,到五四运动,到入狱,到上海搞妇运,到莫斯科,到延安,到跟着张国焘离开。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脱离了虎口”,说的是离开延安的事。

但她又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毛泽东让她“回家吧”那件事,她一辈子都感激。

这句话,她说了很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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