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很多关于李翊云获奖的争议，都没有细看，今天读了读《万物自然生长》，才稍微感受到作家与公众之间那两道相互抗衡的力。这么多人对这本书的创伤书写感到激愤不平，似乎也不难以理解，因为书写死者，很容易滑入生者假借死者身份发声的泥淖，死者思想是天然存在的缺口，一旦出现人为填补的痕迹，就会有人质疑动机——质疑这种填补里自带的宽恕意味。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大儿子文森特在九月末离世，到十一月末，母亲已经写完了那本为儿子写的书，她兀自说儿子一定会喜欢这本书，会为之骄傲，甚至会在她力求峻洁的字句里执意添上几个形容词、副词。她和儿子平日里习惯用词语打趣，他们曾经那样做过，所以母亲如此揣测儿子的做法，可是换成读者会怎么解读？也许他们只看到一个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如此骤速地提笔著书，仍在注重语言韵律与感官之美，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困惑难安。可读到后面，我有了其他想法。李写到在儿子离世前几周，他们看中一栋心仪的房子，交定金的那天文森特离开了人世，两件事间隔四小时，她说如果是写小说，她绝不会把这样两件事安排在同一天，这种巧合过于造作刻意。但我想这两件事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的，我们回忆一个人，也不过只是回忆几个瞬间，死亡转化为房子的定金，与儿子共同生活的记忆转化为几个副词、形容词，由物事勾勒出人的轮廓，这是极其自然的做法。
作家的极端创伤进入公众视野，本身无可厚非，可如果公众在李究竟爱不爱儿子这件事没有取得共识，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本书也没有阅读的必要。读者尽可以埋怨她的一厢情愿、她的词难达意，但不能否定她的情感，她当然深爱她的孩子，这是讨论的前提，如果世间有所谓悼亡十诫，里面一定会有一诫是不可质疑母亲丧子的悲恸。彭小华写的《她写出了深渊，但没有写如何走出深渊》也首先肯定了她的精神痛苦，不过这篇文章更多是基于自杀干预的角度所做的专业辨析，着重指出李在建立她的母职形象时，观念和做法都有很多失败的、令人困惑的地方。李多次写到她在接连丧子后困在深渊度日，但沉下心想一想，究竟什么才叫做走出深渊？至少在书中李已经给出答案——无解，无解的宿命，投子认负。我理解她，或者说我倾向于理解她。我不清楚世界上每年有多少个文森特和詹姆斯，但我知道这里面有许多人是不可拯救的，不是不值得，而是拯救意味着修复生命的裂隙，而这些人本质里的颓丧足以让人感觉到他们就是裂隙本身，这几乎像是一种宇宙常量，无论如何修复，裂隙始终存在。我们终究只拥有有限的心智、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垂怜，来面对这个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这不是通过健康育儿就可以规避的。普利策颁奖词中提到生命的延续，我想这是这本书最终被写下来的意义，如果说李翊云做了近似救赎的事，那只可能是她用文字救了她自己。文字，无尽的文字，是她唯一能把控的事。我们总是在公众狂欢中不断听到家庭伦理、写作伦理、各种伦理，但对于她来说，只有一种伦理，就是自己如何继续活着的伦理。要是连这点权利也要被剥夺，那人生真的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