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一方##升降散#

方源：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

药物组成及用法：白僵蚕（酒炒）二钱，全蝉蜕（去土）一钱，广姜黄（去皮）三钱，川大黄（生）四钱。四味药共研细末为散，以黄酒、蜂蜜调匀冷服，中病即止。后世医家多去黄酒、蜂蜜，将剂型改为汤剂，延用至今。

功效主治：调畅气机、升清降浊、宣散郁火、活血通络等几个方面。

方剂特点：升中寓降，降中寓升，宣上导下，寒温兼行，气血并治，无寒热偏盛及补泻过激之弊，具有升降相因、表里双解、寒温并调的妙用。四药囊括升降浮沉之特性，与顺势思维相合：邪气偏高、偏外者，以轻清之品为君，透之于外；邪气偏下、偏内者，以沉重之品为君，引之于下。
该方病机总属三焦火郁、气机失畅，治则清热解郁、通利三焦、宣上导下、畅达气机。杨栗山称其为“温病郁热内伏”之总方，用治“表里三焦大热”，凡咽喉、肌肤、头面、胸膈、脘腹等处，风痰、湿热、热毒瘀滞，与气机升降失调互为因果而产生的病证，均可治之。
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先生对此方尤为推崇，通过多年临床验证，将其广泛应用于内伤杂病及疑难重症的治疗之中。

方剂溯源：升降散的源流颇为复杂，经过了历代医家的不断继承与演化。其方最早可追溯至明代医家龚廷贤所著《万病回春》，书中以“内府仙方”之名收录，由大黄四两、僵蚕二两、蝉蜕二钱半、姜黄二钱半组成，“共为细末，姜汁打糊为丸，蜜水调服”，主治肿项大头病。
至明代张鹤腾在《伤暑全书》中将其收录为治暑良方。清代陈良佐在此基础上调整药量、改剂型为散，以生蜜、冷黄酒调服，更名为“赔赈散”，广泛用于“三十六般热疫”，包括壮热、自汗、大渴、头痛、谵语、神昏等数十种症状。
至清代，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中再次调整药量和服法，正式更名为“升降散”，沿用至今。杨氏以其方为主加减变化十五方而统治一切温病，并在书中明确阐述：“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蒲辅周先生曾论升降散为治疗瘟疫之总方，提出“治瘟疫之升降散，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

赵绍琴先生对升降散的学术发挥：

（一）“火郁发之”的学术思想
赵绍琴先生作为著名温病学家，论治温热病证尤重郁热机理，临证常辨郁热病证，擅用栀子豉汤、升降散等发散郁热，不仅于温病中善用，杂病中亦常用，特色鲜明，疗效独到。赵老遵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火郁发之”之旨，提出“火郁当发”的观点，指出“发，谓令其疏散也。重在调其气机，可用升降散、栀子豉汤之类，气机输转则郁开火散，切忌寒凉滋腻”。

赵老进一步指出，气、血、痰、饮、湿、食均可阻滞气机，使气血循环障碍，内郁不宣，发为火郁之证。此一认识极大地拓展了火郁证的内涵，使升降散的应用范围远远超越了温病领域。核心思路在于通过疏肝、行气、逐瘀、消积等方法祛除无形的邪气和有形病理产物，祛除致郁之由，使郁开气达而火泄。需要强调的是，赵老虽以升降散为火郁证的代表方剂，但亦指出临床应用时当审证求因，不可墨守成规、套用僵局，应时刻贯彻“祛其致郁之由”的思想，灵活加减变通。

值得注意的是，赵老对升降散的运用不仅限于单一方向，而是体现了显著的双向调节作用。例如对于血压问题，赵老诊治时不为其病名束缚，而是辨证求因，凡因肝经郁热、气机阻滞所致之血压偏高或偏低，皆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此“异病同治”的思路，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精髓的体现。

（二）方证辨识的基本思路

赵老运用升降散的基本思路是：凡见因气机郁滞所致的各种病证，不论其外在表现如何复杂，只要抓住“郁热”这一核心病机，皆可以升降散为基础加减化裁。其辨识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多有情志因素或饮食、劳倦等致郁之因；其二，临床表现错综复杂，可为外感、内伤、寒热虚实交错，但多有心烦急躁、失眠梦多、大便干结等郁热内生之象；其三，舌脉特点：舌红、舌苔干或厚，脉沉弦而数或弦滑数，多有“郁”而不透之象。其四，治疗上注重调畅气机，以宣透为主，切忌寒凉滋腻闭门留寇。 http://t.cn/AXxxoh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