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lou的《When Companies Run the Courts》可以和Pistor的《The Code of Capital》一起读：企业用法律编码累积财富和权力，用强制仲裁把公共司法体系排除在外，构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封闭循环。
Pistor这本推了好多遍了，讲的是是资本如何被制造出来，企业和资本利用法律把资产编码成更安全、更优先、更能增值的资本，法律就是财富结构的一部分，国家机构提供强制力的背书。谁能更熟练地调用法律，谁就能把普通资源编码成拥有更高对外防御能力的资本，资本主义的竞争也是法律工程的竞技。
Ballou这本是新书，讲的是这套结构在程序层面的进一步演化，当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保护资本是最基本的，更棘手的是如何抵御公众和法律制度本身。利用合同条款把很多原本属于公共法院的纠纷转化到私人范围解决，是在程序层面构建公司的护城河。弱势群体在理论上拥有的权利，在现实中被实质消解。
前者是利用法律创造不对称权力，后者是通过程序化保护这种不对称免受公共问责。规则的日常化、标准化还在认知层面强化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错觉，反而没什么人会问当初是怎么成了这样的。错位与异质性既存在与企业之间，也体现在企业与个人之间，还发生在国家之间，只不过是美国表现得特别突出。
当企业在收获利润时依赖法律的强制保护，在承担责任时却系统性地规避司法管辖时，制度性漂移强化这个结构的固化，更别说还有部分精英的主动配合。这能解释部分的富人为什么能越来越富，普通人为什么越来越告不起富人。机会集合还是应该还给社会大众，富人的财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为代价的。
在收入分布的顶端，社会边际福利权重趋于零，个体得失难以撬动整体福利，此时需要区分外部性的方向。如果高收入来自创新扩散、就业创造或生产率提升，较低的税率也可能带来更高的总体福利；但如果体现为租值攫取、制度性优势或政治影响力的自我强化，较高的税率有助于抑制这种负面外溢。
鉴于既有的结构性扭曲，高额的富人税，在规范层面具有正当性，它是对资本系统性调用国家法律特权所征收的特许使用费；在功能层面进行结构性调节，通过财政手段矫正被扭曲的收入能力分布。最优税率相对拉弗点的偏离方向与幅度由外部性的符号与量级共同决定。

不平等才是恒常的，有的人是制定规则的，天然倾向于保护已有优势；有的人是遵守规则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一辈子在这个区间勤勤恳恳；有的人是在规则之间进行套利的，赛道变现后也倾向把后面的路堵个差不多；追求公平也只能让第三种情况对更多人可见一点吧……